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年一度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十八大之后，中国最高层领导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首次公开、系统的阐述和表态，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理论思潮的的价值判断。笔者以为，如果抛去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执政党赋予意识形态如此高的地位，背后至少有两点因素考量。

其一，意识形态对缺乏制度传统的中国的稳定很重要。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换言之，在中国执政党的价值观念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思想，才能在思想领域不争论，凝聚党心、民心，达成社会的最大共识，进而避免多元化指导思想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中国宏观历史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需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也是儒家在传统中国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儒家道德的社会伦理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流精神和信仰。所有的秩序，无论是政治、经济的还是社会的，最终都是一种精神上的秩序。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便是一种精神上的秩序，这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的。从本质上讲，注重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其二，中国执政党认为，苏联瓦解、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领导人，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造成苏联党内外人民信念动摇、信任危机加剧，进而苏共政党垮台了。这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前车之鉴。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就叮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299页）。

纵观后十八大的中国，左右思潮斗争激烈，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更是愈演愈烈，加之国内历史传统的审视和国外历史教训的考量，中国最高层领导发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呼声便不难理解。其实，是“毛泽东”多一些，还是“邓小平”多一些的问题，无关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执政党在接受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上越来越展现出开放的姿态，因为这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排斥，而是兼容。

（张广昭，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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