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条件

其次，内部制度优势丧失，改革红利释放需要条件。

中国高速增长源于制度变迁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近十年经济增长奇迹则得益于WTO多边体制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中国为抓住扩大出口良机，扭曲了要素定价机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与资源。如今，高速增长的负外部性需要消化，不仅出口竞争力下降，启动消费也难以奏效，这体现在高房价和高物价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有限，居民不敢扩大消费。大陆央行最新数据显示，到8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三个月突破43万亿元，位于历史最高位，特别是最近5年来居民储蓄增速明显加快，目前余额已较5年前翻了一倍多，储蓄率高达50%。

高储蓄率虽为投资提供了廉价资金，但投资型经济已无法持续，高储蓄率接下来必然抑制消费。若让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前提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解决房价问题。不过由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高房价与土地财政纠缠在一起，因而社保改革并不容易，房价回归也碍于政府利益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居民保持高储蓄是迫不得已之选。

在出口和消费前景不看好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希望通过改革来刺激民间投资，但由于实业投资回报率偏低，民间投资启动也非常困难。如果资产价格继续保持高位，投机气氛就会罩住创业激情。

因此，改革红利释放的前提是在放松政府管制同时，要改善实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隐忧，必然延缓房价合理回归，如果政治改革不到位，国企垄断也难以打破，民间投资的空间就会非常有限。虽然利率市场化，降低民营银行投资门槛等政策可以改善资金价格扭曲状况，但市场化的资金配置仍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不能指望金融改革后的社会资金就一定会转向实体经济。

当然，中国政府意识到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因而现行政策更关注就业稳定，而非总量积累。这让政府明智地选择发展服务业，基于移动互联网和养老需求的服务业增长潜力巨大，不过这都需要耐心等待结果。

(责编：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