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正式拉开。如何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 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极限后，它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的释放保持了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西欧的经济援助达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通过有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亚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地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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