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论述了“中国特色”的历史起源和现实条件。他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政治论断是有学术支撑和经验支持的。以下笔者将分别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三方面论述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首先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在政治科学中，文化问题或政治文化问题对政府和政治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文化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比较经验证明，文化历史太悠久的国家，变革总是不易；文化积淀太悠久的国家，革新更是不易。中国是兼具了这两方面的国家，可以预见，怎样变革将会是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西方的民主发展经验表明，民主与共识的观念密切相关。以笔者之见，中国产生共识的传统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反。在中国，产生共识的方式是道德的和政治的，而非法治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政教分离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是“内圣外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的政治领袖，不但有政治责任，而且还有道德责任，不但是政治领袖，还是道德领袖。总之，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在西方民主观念尚未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有的是“民为贵”的思想。但是，如果民主意味着“民有、民治、民享”的话，“民为贵”只与民享观念兼容，与民有、民治观念都是冲突的。这与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报告结论一致：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不一样，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种“民本主义”。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怎么得到的权力并不是非常重要。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改革，必须在本国特定的文化条件和文化传统下进行，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作为支撑。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西方社会可以运作的机制，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来，可能不行。因此，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特质和文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对于世界文明也是一种贡献。

其次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复兴梦。最近，研究中国的两位学者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和鲁乐汉(John Delury)合著了一部优秀的著作——《财富与实力》。他们阐释了中国近现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近现代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如何让在19世纪外强入侵、内部衰落的中国重新富强起来。”

可以说，在这个漫长的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中国实行过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苏联模式等，然而这些道路都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都没有引领中国实现富强复兴的伟大愿景，进而被丢弃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当前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经过不断的比较、发展和检验，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找到了中国发展比较适当的模式。尤其是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地位。要知道，历史上，国家衰弱首当其冲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许，只有在中国近两个世纪艰难困苦历程中跌打滚爬过的人，才明白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意味着什么。

最后是中国民族多、疆域大、人口多、资源少等独特的基本国情。这意味着，实行民族自决，很可能造成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须知，历史上，美国为了国家的南北统一都不惜一战，何况中国这样一个自古追求统一的古老国度！中国最明显的一个地理特征，便是超大社会，包括地域和人口，因此，在这样一个大国里，治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难以想象。

此外，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道路，中国无法满足诸如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消费观。坦白讲，目前中国民众的民主认知观和民主心理不够成熟，一旦放开搞选举民主，最后遭殃的很可能是中国民众本身，因为中国经不起民粹主义和空头支票的折腾。

当然，中国的确存在局部的腐败、利益固化、任人唯亲等现象，但这些现象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退一步讲，即使是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以上这些问题。

中国道路、中国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现状起源。人类的文明模式是多元的而非单向的，世界各国应有让不同文明模式诞生并发展的包容和雅量，而不仅仅是诉诸意识形态。

（张广昭，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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