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北京法院网的官微“京法网事”对大兴摔童案进行了现场实时播报，当日9时35分，“京法网事”发出以“大兴摔童案”为话题的第一条微博，至12时35分庭审结束，共发出11条实时播报微博和5张现场图片。“法庭辩论”“举证质证”“民事赔偿”等内容，引起网友的广泛讨论。次日，有媒体以此为契机，梳理了近两年微博直播庭审的案例，全国“至少有17个省份出现微博直播庭审的案例”，法院开通官方微博并发布案件的庭审情况已成趋势。

早期微博直播庭审的著名案例，是2012年初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公司争夺iPad商标权属一案。对司法开放的追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方向，逐步向它靠近也应成为一种价值追求。只不过，追求司法独立不应变形为严格屏蔽社会舆论和大众发言，将案件的审理、宣判过程密封在“专业”的空间里。实际上，拒绝大众参与和被大众情绪绑架一样可怕。

包括微博直播庭审在内的一系列司法开放行为，是“大众参与”的一种表现。说到底，再独立的司法，也存在于广阔的伦理坐标中，不可能摆脱道德视角和常识视角。更何况，在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的当下，重大案件被媒体、公众盯着也不可避免。公开与开放不仅能自动澄清常常出现在舆论中的各种“内幕论”和“阴谋论”，而且能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同样是树立法治权威的途径。

害怕舆论牵制司法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两个预设。其一是“大众舆论是不可理喻的”，其二是“大众舆论和法制是对立的”。怀着这样的预设，根本无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反而有损法治权威的树立——因为权威说到底还是一种大众共识、社会共识。司法如何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实质和程序正义，公众如何在案件讨论中形成舆论理性，双方如何厘清各自的边界，这些都需要公开的讨论。可能在一些个案中，舆论的声音显得浮躁、非理性，但从长远来看，这仍是中国司法不得不面对的互动。

关于微博直播庭审，有专家给出了一些技术性提醒，如直播决定权应交给了解情况的法官，应向未出庭的证人屏蔽直播以免产生心理定式等。这些实践中的修正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对“独立”和“公正”的把握是在与大众面对面的探索中实现的，而保持司法独立性和开放性的张力，亦是可能达成的。（刘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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