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大家提到他，还是喜欢加上“教育部前发言人”的头衔）最近连续发表微博与博客，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由于他的身份，这一呼吁引发很大的争议。在很多人看来，王旭明就像一个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德。争议之焦点，一是幼儿何时学英语合适，一是取消小学英语与“国学复兴”有没有直接关系。

就在撰写此文当天，我三岁的儿子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反复宣称“我再也不上英语课了”。他们幼儿园9月才新聘了外教开英语课，才几天，怎么了？去问园长，她说，加拿大外教上课时会让小朋友跟着说单词或短句。哦，我儿子从小的说话习惯是，如果一个词他不是很有把握准确地说出来，他绝不开口，所以他没有过将“哥哥”说成“多多”，将“叔叔”说成“夫夫”那种阶段。现在要他现学现说，肯定是没办法。园长说，她会告诉外教，要她不要向小朋友提出跟说的要求，随其自然。

我当然不是说我儿子的经验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想说，每个人，即使是幼儿，都是一单独立的个案，好的教育肯定是因材施教。像孩子说话早晚这事，就勉强不来，儿子幼儿园有位小朋友三岁了还不说话，家长虽然着急，也没办法。既然母语的习得都是如此参差与多元，为什么我们企望学外语应有一个标准化模式与进程呢？

中国社会看待英语教育的态度确实相当诡异，虽然很多时候大家习焉不察。这种态度里包含很多迷信的成分，比如上世纪末我就听老师们长辈们教导：进入21世纪的三把钥匙是“汽车、电脑、英语”。后来又说“英语要从娃娃抓起”、“越早学英语越好”，等成人了，又听到一种说法“学英语让你更了解中国”。

这些说法都有一部分道理在，但是将某个口号变成全民迷信，甚至变成国家教育指导原则，就显得诡异了。王旭明说“学英语没有错，娃娃学英语也没有错，错就错在要求全国娃娃学英语，而且不断提高标准”，话里点出了一个症结：政府需要干涉民众学习外语与否的自由吗？

社会导向是没有办法的事。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会英语的人比较有好果子吃，这是真的。至于这种导向为何会上升到国家教育层面，就很值得玩味。教育标准的制定，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导向，因为政府并未要求每个人要有奥巴马的演讲能力，或必须获得EMBA学位才能毕业就职。但为什么会有英语四六级考试与职称英语考试？

这里有坚硬的历史因素。19世纪末第一批中国人学英文是什么情形？按照鲁迅的描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老新党”：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鲁迅赞扬道：“‘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

这种“图富强”的热心在20世纪苦难的中国史中不断膨胀、放大，又因国内外政局的变易而变幻形式。1980年代再次打开国门，英语的强势霸权已不可动摇，学技术要英语，搞商贸要英语，然后扩大为求职要英语，升职要英语，最后是毕业要英语，升学要英语。至此天下大同，英语first。

我们现在喜欢说古代社会的科举是敲门砖，当下社会的“英语”已超越了敲门砖的境界。古代士农工商，“士”加上想成为士的人，毕竟是一小部分。现在英语教育从小学起纵贯二十余年，强制性的标准一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想想我们一生要花多少时间跟英语搏斗，真是个恐怖的数字。用得上吗？未必。

我说的是未必，所以想阐发英语重要性的信徒不必争辩。我寻求的只是“英语学习权”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英语水平成为门槛的教育标准化。制定这种英语教育的政府标准，背后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的驱动，教育部门总是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学好英语是否就能成为人才姑且不论，希望将所有人才养成纳入同一种模式，这本身就是可怕的教育理念。

即使从国家功利主义理念出发，也不应将普适化的教育变得如此昂贵。胡适在1912年写的《非留学篇》一文，指出留学“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因为“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在非母语环境，要学习外语，财力、人力投入都相当巨大，结果是“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

胡老先生如果目睹今日之情形，将会更加感慨。因为而今是以全社会之力，人人耗廿余年之功，而养成部分之预备留学生，出国再学习未必在国内学不到之学问，归国后，这漫长的英语学习果能有益于个人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用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里的话说，它更可能是中产或准中产阶级为自家孩子准备的炫耀性消费。

放弃目前的学校课堂英语标准，当然与兴国学不会有直接的关系，但语言教育资源大体来说是一个恒量，过分偏向英语，母语当然会不受重视。我没有王旭明社长那么胸怀未来，我只是低调地希望：在中国，如果有一些孩子，一些家长，选择不学英语，或者不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他们不会受到社会的排斥，照样能尽其所长，追求梦想。

英语不该是一把钥匙，非得有它才能打开社会之门，它只该是一种手机款式，哪怕它像iPhone 5s一样高大，也得允许不想用它的人，只买一千多元的智能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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