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引发了公众对深化改革的期待。有媒体称，中国急需经济转型的改革示范者，打破目前的僵局，用新创造的利益消化所谓的既得利益（见环球时报2013年9月18日）。

无疑，呼吁“改革示范者”涌现是反映了广大公众的声音，也是时势需求。在近日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中国经济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并再次强调经济转型升级，誓言壮士断腕的改革，呼吁创新。

应该说，地大物博，有13亿人民的中国，从来不缺有智慧的改革者。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各行各业的改革勇士井喷而现，揽动着中国经济，冲击着传统观念，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而八十年代，也被邓小平称为 “中国经济事实上了台阶”。而更多的人们在回忆着八十年代充满激清燃烧的岁月。

那么，在时下，为何急需改革示范者？而今，经济发展中的困局也摆在公众面前，中国媒体云，“土地财政”成了大部分地方财政“不二法门”，它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发展的路径依赖，形成了惰性；一些二线城市出现“鬼城”，引发公众的担心。而来自美国的全球战略预测智库公司在最新报告中称，中国制造业龙头地位受到挑战，16国欲接班。去年中国出口额增长7.9%，达2.05万亿美元。但由于工资上涨、外国投资兴趣减弱和无序发展，中国经济奇迹即将达到极限，“企业正陆续离开中国，或选择不在华投资”。（见财经网2013年9月14日）。美国报告在告诉人们，中国要保住制造业龙头大国地位仅靠劳动力廉价的红利已成过去，不进行一番改革，制造业龙头地位难免受到挑战。

不管国内经济界、媒体还是国外的智库报告，其实都已剑指到一个要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深层次改革不能滞后。如何推动深层化改革？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一大批改革的示范者。

但是，改革示范者从那里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

改革示范者的出现需要气候。人们之所以怀念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改革已形成的共识。那几句“支持改革者，挽救失误者”就是证明。

当然，不能说时下缺乏改革气候。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出访，第一站选在深圳，其承先启后推进改革的用意不言而明。在今年7月30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强调，着力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而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也发出了改革创新，势在必行的信号。又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触动利益的事情，“需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见金融时报2013年9月11日）。

笔者认为，深化改革是中央坚定不移的部署，也是中央的号令。但是，这还不够，依笔者之见，一些地方人们对改革仍有着怕这怕那的畏缩不前的担忧，恐怕与怕“担责”思想不无关系。

事实上，近些年来，各地都依据《公务员法》，对一些失误者进行问责，有些问责还十分严厉。应该说，落实问责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责任官员是很有必要的。但问责决不是要阻拦人们改革。事实上各地政府的问责，更多是对无所作为，或对严重违纪违规给公众社会造成损失者进行处理。本意为着改革，因经验不足的失手与那些违法乱纪是两码事。对于前者，更应该给予包容。改革是一个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需要冒极大风险改革者。常常敢想敢为、敢说敢干、个性鲜明，有的甚至特立独行、风格独异，个别的还表现为“两头冒尖”，时不时有一些“小辫子”，这就需要对他们特别包容一点、宽容一分。改革是一个探索创新的过程，它意味着会有风险、有失误乃至错误；改革同时又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就意味着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带来阵痛，容易得罪人。理解、支持、宽容、包容改革者比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显得重要、显得难能可贵。

从这个角度而言，时下需要对投身改革的人们予以一种包容。这种包容不但反映在当地主要领导者的工作指导上，也应见诸红头文件或法律文件，只要出发点是为着改革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就应认真给予支持。这样做了，改革者的担忧就少了。干劲就来了，办法他就多了。

一句话，呼唤改革者更要悉心缔造宽容改革者的氛围。  （冯创志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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