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建业的曾祖是前清的举人，岳父也曾经是江苏高官，家世可谓显赫，仕途也顺风顺水。这种地位，也让他颇具薄氏风格。据说，季的工作作风也很横蛮，不尊重下属，比如看完文件就直接把文件掷至背后的地上，秘书无奈只有弯腰收拾。显然，这种跋扈的作风成为了他落马的重要原因。制度决定了官员“唯上路线”，只要把上层搞定了，那么便觉得大功告成。于是，我们看到这位“推土机市长”虽然逆民意而行但却扶摇直上的“中国奇迹”。

　　季建业是否读过《厚黑学》不为人所知。他的曾祖与李宗吾先生是同代人，他老人家的事情也无从搜寻，想必老先生地下有知，对他今天的作为也会颇为“感冒”的。其实，清未的文人对现实大多秉持批判的态度，一个王朝的末世往往会呈现这一独特的景象，但无论社会舆论多么“茂盛”，弄权者决不会放过任何一块到口的“肥肉”。在专制体制下，腐败就是官员的“特供”。

　　不管是季建业的“哭穷”与齐平景的“卖萌”，都是一种表演而已。而对他们而言，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之处。他们总认为自己的行为与所处的地位相符，尽管可能觉得是不合法却认为是合理的。因此，他们只反对别人的腐败，却对自己放任自流。当官员们把腐败当成特权和“特供”时，伪君子们也就充斥于整个官场了。

　　由此想到“帮派”这个概念，民国时期的“帮派”是特殊国情下催生的一种现象，它们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和现实的培育。帮派能否被历史所认可，在于它在转折的关头秉承了一种什么理念。贪官并不见得是道德的矬子，但却无一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往往也是“逆淘汰”机制的胜出者。

　　权力本身并没有道德可言，它往往贴满了世间所有的邪恶标签，因此也诞出了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如何让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却不让它作恶，这简直是社会科学的“哥达马赫猜想”，可西方国家却“发明”了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如果我们宁愿守残抱缺，那只能是专制权力的又一次“巡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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