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现在正在发生的，与西方二战后发生的非常相似。当时，污染的程度也相当高，西方国家的公民们意识到，政府和产业的关系过近，公民必须给予压力，政府才会采取行动。也正是这个时候，绿色运动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兴起。这些环保运动者对立法者和政府施压，让他们通过防治污染的法规。

　　在美国和欧洲，公民的行动再加上非政府组织（NGO）将这些行动组织成大众绿色运动，才真正推动了政府的改变。历史看起来表明，当污染非常严重的时候，往往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强有力支持关系的时候。最初打破这种循环，需要公民行动。只有这样之后，政府才会主动采取措施，但这时仍需要来自公民团体的“鼓励”。中国现在事实上在走西方的老路。西方过去的经验表明，在公民团体的一致行动下，中国才会采取行动，让产业的利益不再置于公民的利益之上。

　　然而与当时的西方相对比，我国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这样的政策法规显然更利于地方政府维持稳定。但却不利于治理空气污染。政府若真要下决心治理，公民应能从法律上监督城市的管理者，上级领导部门也能将此列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严格实行大气污染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讲“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最近几年，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污染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业已形成，再也没办法期待它的不到来或者无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重视并治理环境问题，因为现在吓跑的只是外国人，如果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要通过移民去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那将是多么巨大的讽刺。更何况，“美丽中国”必然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迷雾重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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