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与其说三国黄海演习是此次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不如说去年以来东京在钓鱼岛争端上的立场过于决绝，甚至变本加厉，而美国对此争端的立场从暧昧反复转而倾向于东京，事态演变的趋向愈发令北京不安，这才是海上演习的决策背景之一。

　　文章称，中越两国关系10月获得改善，也印证了北京的有关决策。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河内期间，中越两国15日发表《新时期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切实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用好两国外交部海上危机管控热线。这说明在上述决策背景下，北京决定在南海收缩战线，以强化在东海方向争端上的立场。

　　其次，若谓这次演习是对三国黄海演习的回应，显然低估了其战略意义。文章认为，演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主旨是检验新海军战略，而正是新海军战略主导了这次演习。

　　文章指出，中国海军战略发生过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海军战略是“近岸防御”，海军发展重点是“空潜快”。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制定了新的海军战略，即“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简称为“近海防御”，并确定了海军作战的七项原则和三种主要作战形式。

　　文章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急剧增强。中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快步走向国际社会。随着国家对海洋经济开发及对外贸易扩大的进展，都将要求海军跳出“近海”的圈子，能够远离海岸，能独立在大海上履行作战使命。

　　文章认为，新海军战略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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