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一党执政不存在西方政治体制弊端【5】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像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作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杂志专访时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经济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中国“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4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

三、西方政治文明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崛起的意义

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日益面临种族与宗教的挑战。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另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法国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之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一言以蔽之，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它们的模式下人民选举的后果。应该说，注重监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谁来监督在社会发展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众呢？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空白，这恐怕又和当今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论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当作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民众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而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会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金钱不仅在选举时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人口占垄断地位的国家，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就是美国这样最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同样。2012年美国大选，黑人对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边倒。

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