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每个公民都该过问关乎生活的税收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述论稿》、《论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中国财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写给中国的纳税人》、《李炜光说财税》、《税收的逻辑》等。

研究税收一般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关注政府的制度、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和改革，而从民间、个体和家庭角度来研究税收一直都很少。我认为，税收是征纳双方的关系，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过去一般研究征的一方，其实也应考虑纳的一方，即纳税人的权利以及各种制度、政策和法律对其的保障。

经济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

我对税收更熟悉一些，但是税收与家庭的关系这又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今天的讲座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挑战，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近几年中国家庭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家是一个个经济合作单位，有共同预算，承担着共同的赋税负担，拥有共同的财产。这种说法有中国的特色，继承了中国传统对家庭的认识，同时又考虑了近些年现代化发展进程对家庭的影响。至于家庭学界的认可度和研究前景，我不十分清楚，但至少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定义。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家庭确实发生着变化。有几个一般性的看法，一是家庭规模趋向于小型化，造成家庭结构核心化。所谓核心化，就是父母加上一个孩子。二是家庭的功能，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在传统社会，妇女没有工作和地位，就是相夫教子的角色，必须依附于丈夫。现在的夫妻双方都要去工作养活一个孩子，有一个不工作都不可想象，负担很重。现在说让妇女回到灶台是轻视妇女，其实想回也回不去，现代社会似乎更注重情感的结合。三是家庭内部关系，性别之间趋向平等。

就现在报刊反映出来的信息，维系中国家庭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除了感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节目》调查，80%以上的感情纠纷与经济紧密相关，剩下20%还不见得都是感情因素。即将组成小家庭，或者已经组成小家庭的年轻人，将来怎么生活？经济条件直接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了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安自己的小家。不少80后跟我说生活的艰难，他们面临婚姻和生孩子的重担，交纳的“五险一金”不知道谁在花，尽管不断在交保险，但是他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80后考虑问题比较注重经济因素，考虑自己未来生活的处境，这是情有可原的，所谓“闪离”也不能完全用感情因素来解释，去年发生的“加名税”和因房产税而出现的离婚或假离婚风潮，都说明经济因素对现代小家庭的冲击。设身处地为现在的孩子想一想，不考虑经济因素，只考虑感情因素，怎么过日子？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个细胞都不稳定，社会稳定从何而来？

个体家庭的因素应纳入税制改革考量

家庭经济和税收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是我们的研究却远远不够。我们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税收问题可能就更加实际。现在说要开征房产税，也要开征遗产税、赠予税，两税并行。房产税已经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营改增之后，决策者在考虑重建地方税制体系的问题，尽快推出相对靠得住的税收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

我想特别强调，形势变了、经济条件改变了，新税必然要推出，但在推出的过程中，不要增加老百姓的税收负担，这也符合公报的精神，即“稳定税负”。新税种要开征，有个前提：老税种必须减下来，原来缴纳的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还有间接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都有减税的空间。中国增值税率17%，减到13%行不行？这一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推出新税的同时，怎么来减老税。未来推出来的税种都是直接税，比如说房产税和遗产税，意味着大家的税收负担是实实在在增加、个人或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间接税是直接对工商企业征的，但可以转嫁到价格里。所以买东西为什么贵，物价高，就是税负高。

财政税收改革的特点是专业化比较强，且离政治太近了。政府征税的过程，其实也是跟纳税人博弈的过程，不能有一方太软弱无力，该说话时不能沉默。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就是80后、90后，即所谓以自我为中心的私有财产意识和个人追求自由的意识觉醒。他们建立的小家庭，已经带有西方私领域的意识，任何人不能侵入我的家庭，政府也不能侵入我家庭的利益，会因为财产、经济问题、个人利益，去跟政策制定者斤斤计较、寸土必争，然后国家法律制度和政策才会相应调整，只有这种调整个改革才会真正有利于民间。

先有个人和家庭，才有社会，这个先后关系在中国一直都是本末倒置，强制的社会压制着家庭。在中国，申张个人权利，不惜血本跟公权力叫扳，都是好现象，不能靠维稳换来国家的稳定和谐。而应该像一位台湾学者所说，一个社会，凡是个人能够做的，社会就不要做了，凡是社会能做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做了，凡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中央政府就不要做了。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道理和逻辑。

个体家庭的需要是社会如何进行改造、制度如何制定的依据，这颠覆了以往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包括我们后面要探讨国家应该怎么制定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每一种税在设计的过程中考虑政府收入的因素、地方经济的波动，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就是税收对家庭的影响。这几乎是被税收研究完全忽略的领域。

现代社会讲“个体家庭”，跟过去理解的家庭又不一样了。比如现在离婚很常见，美国离婚率达40%-50%，可是社会仍然保持着稳定，没有说离婚率高了社会就会解体。而国家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税制制定，是以个体和照顾家庭的因素为依据的，美国的政策就是如此。比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如果夫妻共同申办，比个人申报的税负要轻，这就成为税收对婚姻的一种保护。如果离婚了，税制也具有保护个人法定权利的作用，不至于税负过重，社会保障也是针对个人设置的。如今男女双方权利关系趋于平衡，家庭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增强，成为个体家庭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手段。中国家庭流动性很强，造成征税的困难，但是因此就说不能实行家庭征税，没有那么严重。美国一百年前就开始建立起以家庭征税的方式，现在我们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和这么严格的户籍制度，为什么就不能以家庭为单位征税了？

影响现代家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上海80-90年代的经验表明主要是住房。而现在是什么呢？我认为影响一个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可能是税收，住房买不买得起跟收入有关系，而收入的多少跟税制有一定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对个体家庭征税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