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安倍修宪声中看日本与邻国的关系【2】

因为以“国益至上”的日本主流媒体，要将亚洲民众批判小泉的错误言行，批判安倍的错误言行，转换成为是反对日本人、反对日本民族。

这就是媒体在偷换概念。日本媒体偷换概念在战前早有前科，没想到战后还要继续沿用。

日本人当中，既有反对战争者、也有积极参与战争者和被动参与战争者，这里面还是可以区分的。用笼统的字眼来表达，既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会。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曾经把这一切都叫做“涉日”言论。但认真分析，用“涉日”也不很准确，战前日本的警察治安部门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如“涉日言论的调查”等。在战前，亚洲各国基本上是用“抗日”，因为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压迫，所以要反抗。在战前，“抗日”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准确的。

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一类词语时，应该不怕麻烦，把话讲清楚，比如说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就不要简称之为“反日”。不笼统地使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这些词，是避免混淆是非至为关键的问题。

谈到民族感情对立的问题时，也许还得弄清是非与黑白的真相，各打五十大板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在谈论中日关系时，有人提倡“大国风范”论，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就应有大国的风范，应该采取比较大方的态度。表面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仔细分析，这其实是“强弱论”的思维方式。

跟“大国风范”论近似的，有人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受到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因此容易患上“受害妄想”症，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想，也许有些个别现象是如此，但更多的情况未必是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来者是友善的，为什么要有不良的想象？如果来者不善，反对其实就是正常合理的反应。“受害妄想”症也是东京方面经常要渲染的一个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一些华文媒体中也常出现。

另外，有人认为，亚洲各国人士一直以亚洲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是有时也应该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即提倡所谓“换位思考”论。我想，认真比较与考虑双方的立场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离开是与非的基本事实，假如把是非问题混乱了，或者不强调是与非，不去了解，或者不愿意面对历史的真相，这种“换位思考”是不可能正确理解与处理中日关系，或者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的。

“心态改变”论与“恕不奉陪”论

同样的，有人倡议“心态改变”论，即主张改换一种心态来看待日本问题，其中包括对“爱纠结历史”的日本政客处之泰然，忽视他们的存在，采取“恕不奉陪”的态度。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主张以君子态度对待小人胡闹的超然姿态，殊不知不少糊涂史观与糊涂的政治判断，正是在这种不正视日本曲解历史，任由其播种的叫嚷声中生根发芽与滋长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曲解历史的教科书出现时，不少日本说客开足马力，四处散播所谓“采用率低于零点几，不足为畏”论，不少亚洲人士信以为真，于是息鼓收兵，等到发现其巨大危害性时，已为时过晚。足见“恕不奉陪”，貌似超然之俗论提倡不得。

除此之外，在华文媒体当中，有时候也会出现“日本已多次道歉”论、“战后日本和平”论乃至积极主张“未来志向”论。但认真分析，这些高论无一不是源自东京，即典型的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产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和平”论的大前提，是战后的日本受制于和平宪法，一旦和平宪法被对派兵情有独钟的安倍政权所废弃，谁敢保证不以史为鉴的日本不会成为脱缰之野马？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专家论坛”演讲内容摘要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