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安倍修宪声中看日本与邻国的关系

海外网12月4日电 据《联合早报》12月4日报道 针对日本宪法修改后可能的走向，日本媒体经常散播这样的论调：日本修改宪法充其量只能说是发展为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言论是不是有道理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日本战后是怎么向邻国解析它的军事政策的。

我们知道，战后日本当局为了消除各国对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戒心，其对外宣传重点主要是强调他们拥有和平宪法。1977年，福田赳夫也就是福田康夫的父亲在当首相时，还在马尼拉发表了一个“福田主义三原则”。

“福田主义三原则”有三点：第二点和第三点强调的是要跟东南亚国家心连心，要相互平等看待，但是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为什么1977年的福田赳夫要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呢？原因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各国（包括东南亚）都担心日本在搞军国主义复活的活动，特别是三岛由纪夫的切腹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很多国家都认为日本右翼、日本军国主义恐怕要卷土重来。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到了雅加达最后一站，必须以直升机飞离总统府，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民众对日本的不满。他们抗议、游行、示威，迫使田中角荣带着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不得不乘直升机逃离。所以当时日本当局称之为“战后日本南进的破绽”，认为东南亚人还没有忘记残酷的战争，因此有必要向亚洲各国发出这样的信号：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既然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哪来的军国主义？然而在小泉时代，“福田主义三原则”已经悄悄地变成福田二原则，即删除了“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福田当年之所以强调不成为军事大国，其潜台词是，军事大国可能会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前奏曲。

另外有一种言论说，万一日本修改宪法（实际上是势在必行），日本也会遵循和平宪法的精神。对此，亚洲人民肯定会存有如下的质疑：在和平宪法还在推行、实施的时候，日本对派兵海外已情有独钟，一旦宪法修改了，和平精神真的还会继承吗？

针对日本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韩国等）的史观摩擦等问题，今天最常见的对策论是：各方都应该克制民族主义。在这样的一个命题之下，民族主义已被定位为贬义词。事实上，在战后亚非拉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中，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个正面的名词。所谓排外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准确的说是指国粹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谈到民族主义，很多人把帝国主义崇尚的民族优越论，跟广大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独立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很多人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陷阱。每当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总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转移到民众感情对立的问题上，好像两个民族之间，或者是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莫名其妙地形成感情对立的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把什么叫民族主义搞清楚。

我发现，不少华文媒体在无意识当中跟着日本媒体滥用“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等字眼。战前日本传媒滥用这些词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亚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日本侵略，转换为反对日本老百姓，从而激发起日人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因为这里所指的“日”，究竟是日本的侵略政策还是日本的和平路线是不明确的。“排日”或“仇日”的潜台词，则含有莫名其妙地就对某个民族感到厌恶与仇恨。

“反日”“排日”“仇日”之滥用

实际上，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亚洲人民对日本国策的反感与批判，与其说是来自“仇恨”，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是非问题。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所谓“反日”、“亲日”、“排日”、“仇日”的“日”是什么？“日”是日本？是日本人？是日本民族？是日本企业？是日本帝国？还是日本国策？这里面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那为什么战后的日本媒体仍然喜欢沿袭这样的字眼？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