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劳动力流向西部值得鼓励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如何协调对内对外开放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近年来，政府部门为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付出了很大努力，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项目：万商西进、桑蚕西移、加工贸易内迁……特别是产业转移，目前已有蔚然成风之势，10年来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GDP、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增幅均高于东部，其实就是建立在产业转移基础之上。同时，政府还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然而，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组织实施具体的项目固然重要，但政府的最重要职能应该是为之创建适宜的软硬环境，使之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尽可能保证收益公平分配。在国内，我们需要继续改进现行增值税制和资源税制，避免出现税源过多地从工厂、矿山所在地向公司总部所在的东部大城市转移，形成逆向的转移支付，加剧区域发展失衡。在国际上，我们需要通过完善对转移定价等跨国避税行为的监管，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税收、信息交换协定来防止我国税源流失。所有这些严明跨国税收秩序的努力，应当与我国扩大内需、完善国内公共服务和市场秩序、有秩序扩大开放领域的进展同步，增加的税收收入应当多用于完善公共服务，并在改善税收征管的同时适度降低税率，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遵纪守法的各国企业前来，而不至于形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局面。

其次是在国内确保劳动力自由流动，消除各地对国内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此处所说的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双向的，包括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的流动，也包括东部、中部劳动力向西部的流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向内地的流动，也包括内地劳动力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近年来，大批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寻求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完全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抑制东部成本过快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产业向西部的转移，随着西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对具备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部、东部劳动力进入西部。我们应当鼓励中部、东部劳动力以各种形式（包括定居、年度工作合同、季节性工作）在西部就业，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西藏近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进藏经商、承包企业或是经营餐饮服务业的内地民间投资者，在投资和经营活动中创造了非农就业岗位，增进了当地经济的多样性，促进了青藏高原的城镇发展。如来自西部其它省区的回族商人通过参与区内贸易和边境贸易，一方面促进了西藏农牧产品出口，另一方面为西部省份的中低档轻工业制品找到了一条销路。外来劳动力在异地寻求生存和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为西藏经济注入了活力，而且对本地农牧民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掌握非农生产技能，对本地企业家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西藏如此，其它许多西部省区也是一样。它们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许多产业市场规模较小，且外部竞争者进入受到交通条件的严重限制，致使竞争不够充分，影响产业发展速度和水平。来自内地的产业供应者进入这些地区，竞争激化所带来的内在动力和示范效应将能够推动这些地区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人为构筑无竞争的温室环境只能导致这些地区产业发展停滞。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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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