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中国改革劲，亚太变数多【2】

　　是集权，还是分权？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我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第一，权力有边界，经济体制改革很多方面就是压缩政府权力边界。第二，权力受制约。有边界的权力若不受约束也很可怕。印度、墨西哥等国政府权力有边界、受约束，但其国家行为能力弱，因此国家还要有能力。成立超部门利益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负责任、有能力的象征。为何用权威的办法解决分权的问题？西方是通过经济社会组织的成长演变为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建设路径则相反，经济和社会组织瘫痪了，通过战争制造国家集权，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分权，谁来分？无疑得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一个超级权威的机构建立有限权力，不是悖论，是多国的历史经验。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其实很多方面我们已比西方更市场化，区别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不同。他们限制市场机制的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NPO(非营利组织)治理、公众环保干预，我们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权家通赢”。中国未来走向与其说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中国要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就要走出“封建市场经济”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共利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化要进一步推进，也只能通过制约权力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说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

　　不管是分权还是集权，权力都应是可制约的。如果分权但权力不制约，那就变成诸侯林立；如果集权但权力不制约，就变成秦始皇体制，二者都是我们不希望的。无论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制约权力这个方向应该是普适性的。

　　华赞(美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融入世界是宏观大趋势，是重新格式化人类命运的。中国融入世界团体，内部和外部的要求会迫使其机制越来越透明、公正、公平，参与性、包容性强，政府干涉越来越少。但有限政府不是只减少政府影响力，而是不该管的少管，该管的多管。现在环保管得太少，应管得更多。中国的思想精神、民族和国家的灵魂凝聚力是意识形态，也要管得更多，且提供导向性引导，使民族素质和中国软实力大大提升。

　　王占阳：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全能政府进一步要变为有限政府，包括向市场、社会组织放权、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等等。地方官员一般不愿放权，而把权力紧紧抓在手里，没有的权力他还要抓过来，怎么能放权呢？只有集权才能迫使下面的干部放权。这次改革实际是要以集权推进分权。设立一个小组、一个委员会，还有三个垂直系统，这是高度集权。但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提出要分成中央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三种权力，然后相应配套财税权限、责任。

　　杨雪冬：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集权或单纯分权，都是双向进行。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某些时间需集权，某些时间需分权，但不能走极端，必须相对均衡。过去30多年改革，社会和个人自由空间相对扩大，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多的集中，可能对中国发展更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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