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中国改革劲，亚太变数多

　　聚焦三中全会，绘制改革新蓝图

　　新一波改革亮点在哪？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三中全会提出最重要的口号是“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并不局限在传统对法律司法体系的理解，而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这一理解会带动中国政治体制建设的根本转型，即如何在法律框架下重新拟定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国未来会架构新的宪政模式，在我理解就是党国宪政体制模式。中国会慢慢从“法治中国”这个入手点奠定未来新的宪政秩序和模式，这是三中全会改革最大的亮点。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决定》有两个重心，一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可以说事无巨细，比政府工作报告还要全面广泛，受到的重视也更大。这反映了当代世界一些政党和国家关系发生变化，即政党国家化。《决定》涉及如此广泛的内容，除了党的体制，“两会”对此起什么作用？人大有没有相应的审议过程？党如何通过政治协商程序征求意见？这个模式还需探索。中国政治改革的框架会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个变迁。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逐渐变成国家与社会均衡的结构。公报提出把市场经济作为决定性力量，表达了中国想通过新一波改革来克服第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使国家进入更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邓小平的改革可看作铁腕改革，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开放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这可理解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是为了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都是为在政治稳定条件下，通过大幅改革实现向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中国政治正在向常态化回归。原来改革是党推动老百姓，但现在是社会推动着党和国家。决策者认为这是倒逼机制，我觉得是回到正常的机制。每个人都像《决定》起草者一样发出声音，说明社会在成熟，有力量把智慧传达给决策体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均衡。《决定》表述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淡。习近平用直白的长篇报告讲述《决定》的起草过程，可能也是党历史上第一次，说明这个国家、政党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一代领导人的成长和国家的成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步的，所以他们更有这种勇气胆量说出更直接的话。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近年对中国特色越来越解释为与世界不一样，而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是跟苏联不一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主要实践方式是改革开放。这次三中全会明确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强调现代性和世界一般规律，这是向本来的“中国特色”的回归。三中全会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带来财富的喷涌和社会的平等、民主、法治，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次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分散到其他部分，未全部集中论述。把它们集中起来看，则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改方案，也是必要的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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