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对付雾霾，除了戴口罩还能怎样？

海外网12月16日电 《联合早报》近日刊登原题为《中国霾背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文章。

在上海等华东区域于近日雾霾出现峰值时，我走在上海的街头，最初没有戴口罩，因为我一直记得面簿（facebook）好友转发的外国媒体讲中国人面对霾时的问题——中国人不去抗议争取清洁空气的权利，而是争相戴上口罩苟且偷生。

但是，外国的批评者大概低估了中国霾的杀伤力，即便要去抗议，恐怕也要戴着口罩才行，因为上海的空气在我吸进肺里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喉咙的烧灼感，像是路过烧烤摊和粉尘工地。最终，我没有顾得上自己是否有“奴性”，还是先去买一副口罩戴上。首先路过几个小的药店，都说没有，已经卖完，最后在一个稍大的药店买，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只听见营业员在里面喊“哎哟，你还挑三拣四的，再不买，就卖完了。”里面的人扰扰攘攘，我站在门外的风口上，停留了十几分钟，后来转头走了。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人已经买好了几种不同款式的口罩备用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气象部门公布华东霾的污染指数时，排名最高的地方往往有“嘉兴”这种平常只在日常饮食名单上出现的名字——嘉兴盛产肉粽，在上海颇为畅销。我后来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嘉兴还有一个东西有名，那就是嘉兴南湖的游船，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的时候，就是因为上海的一大会议旧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被特务跟踪，共产党的早期先驱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1992年之后，上海和嘉兴这两个地方，因为霾的缘故，同时出现在《新闻联播》里。

在中国的日常政治话语里，政治家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话，是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但是，这个叙述在现实当中被消解了。早些时候，当一个常识妇孺皆知的时候（也就是领导干部和一批国家机关单位，日常食用的都是自己严格管控的特供食品，以躲避无处不在的食品危险），一个国内中央空调净化器的知名品牌，在自己的网站公布一条信息，中南海已经被安装上了最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

种种证据表明，大家虽然同住在中国，但是可以物理上不同呼吸，也不共命运。至今，也没有任何新闻显示，在雾霾严重期间，在户外工作的人员、学生、幼童、老年人，可以从卫生部门或政府部门，获得任何因空气污染所致并发症的医疗补助和补贴。即使在污染最为严重的时候，上海市政府能做到的，是在霾污染不断升级的几天后，提出将减少30%的公车使用，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已经临近周末。

在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除了“霾怨”（多半发生在网上，或即时通讯媒体上），大家做的最多的是如何烹调各种汤料和饮食可以洗肺，如何正确使用口罩，如何调整日常行为，以避免带来更严重的霾扩大蝴蝶效应。例如，在中国版本的snapchat微信（wechat）朋友圈，有一批人发起比较自己熟悉的空气污染净化器品牌购买和点评的活动，有人发起在即将到来的春节不要放鞭炮，因为那会带来更多的霾污染。有人在提问，在霾天开车如何解决开车窗吸霾，不开车窗气闷，以及车内甲醛污染的难题。当然，最为人诟病的是，央视网写出的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幽默、更有知识的言论。

这些日常的讨论，都是起于每个公众自己生活周围，出于与自己相关的利益和健康考虑。他们会讨论霾在物理和化学意义上的构成和危害，但是极少人会意识到，中国“霾”字在造字本意上的意蕴提示：霾字直观上看是一个雨，下面还有一只动物，阴风怒吼，暴雨瓢泼，仿佛天上掉下许多惊声尖叫的动物，有如猫的惨叫。

“霾怨”的社会学意义

现有的“霾怨”，一半是针对霾空气污染意义上的讨论，也就是霾在医学意义上对人体的损害。另外还有一半，其实针对的是霾的“社会学意义”——霾是一种人为原因占主导作用的气候灾害，大量的有毒物质和颗粒物，都是不负责任的工农业生产、污染治理滞后、部门渎职、政府管理手段失效、法律缺乏约束力、不合理的城市和乡村建设和管理模式、不理智的高耗能高污染生活方式等原因造成的。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