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与牛津学者激辩中国模式

　　海外网12月19日消息 据观察网文章称，2013年12月9日，复旦大学举行“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中国模式与中国未来”研讨会。活动吸引了全球一流的学者：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拉那·米特（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亨利·万赫文（牛津大学中非关系项目负责人）、潘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教授）、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文（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春秋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先生、金仲伟先生、寒竹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包括林尚立副院长在内的多位复旦知名学者。

　　在晚上举行的不对媒体开放的闭门会议上，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张维为老师非常坦率、诚恳地提出：如果说过去中国落后的时候对西方抱有迷思还是可以理解，但在中国表现优异、西方加速衰落的今天，再有这样的迷思显然是不应该的。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人，对西方体制有着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至少在经验层面上，西方无法再继续忽悠我们。如果辩论，绝对能够驳倒他们。

　　巧合的很，会议后的第二天早餐时分，因缘际会，与牛津大学中非关系项目负责人亨利·万赫文发生了堪称激烈的辩论，算是印证了张维为老师的一席话。

　　我上来就说出从平视的角度分析全球不同文明制度的观点：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结果是西方陷入百年一遇危机、阿拉伯社会是革命动荡，只有中国保持总体稳定和高速发展。原因在于一个制度既要有灵活性也要有延续性，西方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阿拉伯社会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

　　这个观点显然是出于亨利·万赫文先生意料之外，毕竟西方冷战后理论已经僵化，只有民主一元化，几乎再无创新。但他还是迅速地进行反击：“中国的社会稳定吗？每年发生多少起群体性事件？”

　　我立即回应：“稳定性和延续性指的是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持续三十多年，这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另外，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并不针对体制，也不针对最高领导层，而是基层官员。你知道乌坎事件吧？抗议民众高举的横幅是‘拥护共产党、中央解救我们’。”（注：西方媒体当时高度关注此事件，重点强调对政府的对抗性，但都刻意回避了民众拥护共产党的诉求。）

　　亨利·万赫文先生点头同意，并继续发问：“但是今天的中国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像环境污染，现在正在发生的严重雾霾以及腐败、贫富差距，都会危及中国的稳定。”

　　“不错，但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都会出现上述问题，这都是常态、常规的，并无什么特殊难解之处。只要工业化阶段结束，上述问题都自然会得到解决。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致命的挑战。”

　　这个回应显然再次说服了亨利·万赫文先生。接着我对西方的困境火力全开：“但在西方，美国以借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却找不到解决之道。美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至于欧洲福利型模式也同样不持续。其实解决之道非常简单：或者增税，或者减少福利。但是增税，资本不答应，减少福利，拥有选票的大众不会接受。西方面临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无解的。”（注：法国的经济总量不过2万亿欧元，但富人——含官员、企业家——避税外逃的资金总额高达26万亿欧元！相对而言，中国类似阶层外逃资金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亨利·万赫文先生显然知道这都是事实，任何在西方生活的人都一清二楚，但他也显然不接受找不到解决之道的论断。只是他现在也无法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辩论至此，他也就只能无言以对了。

　　回到张维为老师的肺腑之言，我的疑问是经验层面的了解和理解并不难，何以许多人却视而不见？进而弯腰匍匐于西方的理论之下？

　　12月9号晚上的闭门会议，我以提问的方式做了发言，同样涉及东西方关系和中国制度。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