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汪晖与杨奎松之争背后的“隐形人”

都市商业媒体热心“学术争论”，这可能是近些年来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按说给中产阶级阅读的报纸，偶尔有一些“学人事件”和“学术问题”的炒作，也算不得反常。然而，摊开12月29日的一份上海都市报，相信有心的读者还是不免莫名惊讶。在头版“全城点赞、热点促销”、“6小时免单优惠”的大幅广告簇拥中，仅有三条新闻导读局促地挤在一起：第一条是“‘习大大’排队买包子”、第二条是“劳教制度正式废止”、这第三条竟是“杨奎松批汪晖新作”。谁是杨奎松？谁是汪晖？为什么在头版二分之一都不到的非广告内容中，要给这条“新闻”一个大字导读？

其实这是著名的副刊《上海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关于“朝鲜战争”和中国现代政党性质的问题。这份都市报拥有一群关注学术文章的作者，着实让人敬佩。

自知历史知识有限，但又想一探报纸编辑的良苦用心，我于是便硬着头皮阅读起这篇大作，期待一次思想的震荡。费劲读罢，发现这文字与我想象中的“学术风范”倒是有些不同。文章一开头，学术主旨问题还未提一句，作者就将矛头指向了批评对象个人。这位撰文的历史学家不仅凭学科归属质疑对方“跨界”的资质，而且不断批评对方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其言辞之激烈，堪比小学教员批评掉队的差生，如“作者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

如此一说，被批评的文章简直不堪入目。外行的读者们倒一定要诧异：既然作者对此文如此不屑，为何还要写长篇大作来批评呢？而且，对一篇差得离谱的文章的批评，不仅要占据报纸五个整版的篇幅，还要与习大大和劳教制度废除一同登上头版导读！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还没在这份报纸上见过原作，甚至可能还没听说过原作的情况下，一篇长达25000多字的批判大作就悍然登场，这似乎不符合新闻操作的伦理规范，也不符合基本的传播认知规律。

应该不会是编辑一时糊涂了？作者可能有他难以言明的情理吧？想必这事一定有更深的背景！

耐不住好奇心的北京读者可能会探个究竟，先是要把被批得落花流水的文章翻出来见识一下，倒要看看语法不通、常识错误的文章怎么会被如此重视；然后是要查一查这篇拙文的作者汪晖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文章差得可以，却会招致如此公开而激烈的批判；最后，这是一份什么报纸，为何会这样处理一篇对大众读者来说可能有点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PS.我很清楚，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三件事大概一件都不会做，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是媒体权力的秘密所在）。

这一查不要紧，果然有发现。先说被严厉批判的这篇文章。原来杨奎松先生对汪文一通差评之后，刚一开口言归正传，就不小心错误理解了作者原意。杨文中说汪晖“不满意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不能像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作者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

看看汪晖原文是怎么说的，“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

即使作为一个外行，我也不觉得汪晖这段话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他不过是说希望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战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战争这个具体事件，由此避免社会科学家那种割裂历史背景与个别事件，打着尊重“历史事实”旗号的所谓“客观”倾向。而杨奎松先生上述评价显然是完全在相反的方向上误解了汪文的原意，真是非常可惜，这不免让人对杨先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后续讨论质量心生疑窦。

如果把这个“误解”放在两篇文章行文的对比中，我们则会体会一层特别的深意。杨奎松先生为批评汪文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素材，而这些搜集整理工作的方法论范式正是汪晖在文章一开始就警惕性地予以批评和说明的。杨先生正是在误解汪文这一重要方法论说明的前提下，陷入了一系列语法问题和历史细节问题的搜罗中，而基本没有回应汪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朝鲜战争的动因和政党政治的转型问题。史学方法论上，我实在是外行，不便对孰对孰错下结论，但我至少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根本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应该谈不上谁批评谁吧。按我的粗浅之见，汪文的问题可能不是“以论代史”的问题，而是如何获得更有效的历史视野的问题。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