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军：治理欠薪谨防“稻草人现象”

云南省政府昨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现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基本办结。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县级以上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1月1日《都市时报》）

不可否认，云南省政府本着应有的人文善意，意在劳作了一年的农民工年终时有个“好‘薪’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样的初衷和善意值得肯定。但是，如果把治理欠薪过多地寄托在“红头文件”身上，其“效用”几何？值得商榷。

这些年农民工资拖欠问题成了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每每年终岁尾，这一问题便会突显并持续发酵，各种各样的极端讨薪事件屡屡上演，跳楼、焚身、爬高塔......一幕接着一幕，看着着实让人心惊肉跳。人们对农民工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对欠薪老板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与憎恨。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何以“年年清欠年年欠，总把新桃换旧符”？在笔者看来，根本的问题是法律不给力。现实语境下恶意欠薪已经入罪，也就是说，恶意欠薪已成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可是，传统语境下在劳资双方方的利益博弈中，劳动者一方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既无话语权，更无裁量权，能否有个“好‘薪’情”，完全凭着老板的“良心发现”。虽说恶意欠薪已经入罪，可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个欠薪老板被绳之以法的？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政府通过发“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对欠薪老板进行震慑，这样的手段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把“红头文件”视作治理欠薪的“灵丹妙药”，无疑有失偏颇。实践证明，这种“红头文件”的作用十分有限，很多欠薪老板会通过各种手段将“红头文件”的杀伤力进行消解。一方面，舆论声场上咄咄逼人，大有与欠薪者不共戴天之仇；另一方面，则成了戏场上的打龙袍—— 人们常说，乱世需用重典。就治理欠薪而言，不用过多的提醒和震慑，只要严格按照“恶意欠薪罪”来个“对号入座”，甚至来个“打枪的不要，悄悄的干活”——只要有农民工进行欠薪投诉，就严惩不贷，该吊销执照的吊销执照，该刑拘的刑拘，保管立马见成效。怕就怕“红头文件”成了稻草人，无关痛痒地发个文件从此没有下文，长此以往，欠薪老板谁还会拿着欠薪当回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想，治理欠薪亦然。政府部门不要过多地声张，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信欠薪老板就不怕那个阴森恐怖的“铁窗”。

劳者当有其薪。我国自古就有“住店付店钱，干活拿工钱”的说辞。这不仅符合传统劳资双方的契约，更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使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都没有权力让别人“白干活”。希望少些“红头文件”，多些基层走访和考察，对民工反映的欠薪问题抓住不放，我就不信这一顽疾治不了，怕就怕“红头文件”最终沦为一种“官场道具”，甚至成为名符其实的“稻草人”。（李红军）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