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萌：欲治贪官“提钱出狱”，先治执法犯法腐败

2013年12月30日，河南省高院副院长袁永新在有关减刑宣判大会上表示，2013年起，河南省高院要求，对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的减刑实行报备制度，中级法院须在裁定前向省高院报告，变书面审理为公开开庭、公开宣判。

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是后者的咎由自取，也是打击震慑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现有的司法公开，更多是停留在审判层面。至于判决的执行以及人犯的服刑情况，由于监狱的高墙电网，以及舆论关注的告一段落，往往不为外界所知，这难免给人留下“运作空间”。

比如，某些监狱的犯人减刑率与假释率引人关注。湖南长沙监狱麓峰监区，是湖南省唯一一个关押职务犯的监区。2011年曾有报道说，麓峰监区先后共关押职务犯数百人，近10年来，麓峰监区职务犯中有18人被评为“省级改造积极分子”，100多人次获得减刑奖励，80余人获得假释。几百人中有100多人次获减刑，80多人获假释，这样的比例会出现在普通监狱中吗？究竟是前官员罪犯在“改造效率”上比普通罪犯更胜一筹，还是减刑与假释沦为“后权力时代的福利”？

与麓峰监区犯人改造的“高效”相对应的是，2011年12月湖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在刘万清的身后，又牵出了130多名监狱干部，后者都是曾经向刘行贿的人。还有某监狱内部人士曾揭露：罪犯与家属只要向监狱警察行贿，从呈报、审批到裁定，各个环节都会有人照应，这条利益链甚至沿着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办理程序，一直延伸到这些程序的终端——法官，最终导致“提钱出狱”。

监狱乃至法院系统居然也会发生腐败“窝案”，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都有可能成为腐败者的“交易筹码”，令人震惊，更引人深思。再联系到去年发生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湖北高院法官与女律师开房，一些判决的公正性与公信力必然存疑。

在种种“个案”的背后，难掩共性式的机制与监督缺陷。河南省高院要求职务犯罪减刑必须“提级”报告备案、公开开庭与宣判，反证了有关疏漏与权力寻租的潜在性，表明省级地方法院在寻求相应的破解之道。

正人先正己，通过法律治理他人的司法机关，必须首先接受并遵守法律的管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定律也适用于执法者。将执法者的所作所为晾晒于公众面前，一方面能够凭借公道自在人心监督执法者，另一方面也将对居心不良者形成强大压力。对于那些被晒出、被查出执法犯法的人，更当给予达至法律上限的严惩。这是民主与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文明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