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养老金改革不能“局部和国际接轨”

中国公务员养老金和普通劳动者养老金间的“双轨制”，一直是备受争议的热点话题。日前，《人民日报》报道称多国公务员养老金待遇比普通人高，在舆论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为养老金双轨制“辩护”，是为拖延改革找借口，因而难以接受。

应该承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务员养老金标准的确高于普通劳动者。不实行福利养老制度的美国，养老金分为社会保障养老、雇主养老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三个层次，其中雇主养老系公、私雇主缴纳费用后产生，公务员在这一方面得天独厚，从而拉开与普通劳动者间的养老金收入距离。实行福利养老制度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务员则享有诸如“强积金”、公务员特别养老金或公务员社保豁免等特别优惠，在养老方面较普通劳动者有许多优势。

然而，在“公务员养老金比普通人高”的大命题下，还应看到国外与中国存在的一些不同。

首先，在养老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不论是福利国家还是非福利国家，公务员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养老金差距，应该说只是“小康”和“丰厚”的差距；且养老金都由几部分构成，基本部分是“单轨”，公务员只是享有一些附加的优惠。而在中国，公务员和普通劳动者间的养老金在有与无、厚与薄、便与不便等方面差距要悬殊得多，且前者享受的是彻头彻尾的“另一条轨道”养老体系，其不公平程度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各国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趋势，都是向削减公务员特权的“一元化”、“并轨化”发展。如被许多人认定“公务员养老特权最多”的德国，国会对公务员社保费用豁免特权已提出许多整改意见，日本也正着手在2018年前实现公务员和企业员工养老金缴费比例一元化，从而实现并轨。

更重要的是，国外公务员享受丰厚养老金等福利待遇，是和其它层面较普通职业更严格的制约相挂钩的，且这种制约透明、公开，公众一目了然。如加拿大，1960年即出台《政府官员行为准则》，1973年通过《政府官员利益冲突章程》，2006年正式升格为《政府官员利益冲突法》，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法律，为官员、公务员的“公权力”和“私权力”划下清晰的条条框框。在这些制度下，官员、公务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利益回避、财产申报，离职再就业和亲属关联利益回避等法律、条例，并受到独立机构的制度性监督、审计（如加拿大就由直属国会、不受政府制约的“利益冲突和道德专员”所属“利益与伦理冲突办公室”负责）。中国社会对养老金双轨制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公务员特权、权力寻租、利益关联，以及这一切不公开透明，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不满。公众所反感和担心的是，只选有利于公务员的部分“与国际接轨”，而将制约公务员特权的“轨”视若无睹。厘清了这个问题，就能理解为何网络上对于这篇报道的反弹会如此激烈。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原文，会发现那只是“关注公务员养老改革”系列报道的上篇，而下篇将刊登专家对改革思路的分析。文章也并未讳言“有的国家和地区也在推进制度并轨”。中央早已明确，养老金并轨是大势所趋，但何时并轨、如何并轨还一直在争论。从民间的质疑声中，能够读出公众对养老保障的焦虑，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对改革推进遇阻的担忧。因此，政府应该正视民意诉求，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加快推进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改革结果更多地体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公平正义和民生关怀。

（陶短房，旅加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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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