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伟德：减刑假释“阳光化”是司法的进步

贪官进了监狱改造想申请减刑假释？没有被判处极刑的杀人犯在监狱服刑表现好，获得法院批准减了多少个月的刑罚？这些“敏感”问题以前都是在监狱看守所内部“封闭”进行的，从今年开始，从执行机关提出申请到法院裁判减刑假释，全部都要放置在社会的“聚光灯”下。

原江门市副市长林崇中作假“保外就医”，住高档小区开宝马豪车，从某种角度讲，这其实是普遍现象的典型性表现。比如辽宁省丹东市监狱原监狱长刘宝昌，通过向主管监狱长、刑罚科打招呼，授意或默许经办人员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造假，并在明知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批准监外执行、假释，12次收受贿赂共计81万元。

有资料称,全国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00多人,除了个别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在很多人的眼中，官员们刚刚落马被判刑，结果不久就因为各种原因，或立功减刑，或者“保外就医”被假释。比如2010年，河南西峡县气象局局长禹相杰驾公车陪领导到景区游玩途中，由于操作失误将路边的三个行人撞死，南阳市、西峡县气象局拿出巨资替他赔偿买单，禹相杰被刑拘后，以高血压、心脏病为由保外就医。犯了罪之后连一天监狱都可以不坐，似乎成了一种特权，也成为权力寻租最好的见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潜规则，“拿钱捞人”俨然成了一个产业，以至于骗子们打着这样的幌子，往往屡试不爽。

之所以减刑与假释成为权力寻租和腐败高发的重灾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不透明所致，之前的程序存在的二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透明度不高，处于“内部运行”的程度，社会各界根本无以了解情况；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特别是检察机关对此有功能性缺失，监管的滞后使得减刑假释往往成为“自己监督自己”。丹东市监狱原监狱长刘宝昌之所以能以此敛财，其因在于“所有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都要经过其同意，他说了就算。他决定的事，开会讨论只是走个形式。”

阳光才是最好的反腐剂。一方面要将权力运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因而从申请审理再到实施，都必须公开透明，将所有的信息都公之于众。广州中院将减刑、假释案件网上公开，并形成常态化的做法，应当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必须以程序正义为原则确保结果的公平。目前要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实现从审查向审理的程序性转变，在做好对六类案件开庭审理，严格控制假释率指标，强化执行机关和检察机关审核功能和连带责任，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从申请、考核、报减、听证、庭审、裁决都全部上网，接受全过程管控和监督，尽可能的压缩暗箱操作的空间，用阳光化为司法公平辅路。

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由此可以说，减刑假释“阳光化”是司法的进步，也是司法改革的必然之路。（堂吉伟德）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