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毛泽东民族自治自决思想转变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来自于实践。毛泽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也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依据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具体态势，借助世界大势，不断在革命实践中进行总结和探索，最终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为各民族结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基础。这一探索过程并非于书斋中进行，而是历经血与火的洗礼。

民族自治自决思想之源

毛泽东民族自治自决思想的提出，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终结王朝政治之后，中国国家政治转型之路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在各种路径选择中，存在完全不同的主张，美国、日本、法国等都曾成为先贤们心目中可资借鉴的域外榜样。清末革命党人曾希望建立的“皇汉民族”国家于民国初年并未真正实现，“中华民国”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结成“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的政权其实落入封建军阀之手。饱受军阀政治影响的中国社会，那些思考中国未来的人们不忘关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状况。纳入时人目光的有爱尔兰自治、波兰民族自决“痛史”，以及1919年“民族自决的思潮也流到远东来了”的朝鲜。朝鲜独立运动从地缘、革命家活动等方面给中国以极大影响，当年《每周评论》第13期就刊出朝鲜独立消息，文章作者不仅交待了朝鲜民族自决的动因，也指出朝鲜“民族自决主义”其来源和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影响。1920年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演说也被译出并刊于《新青年》第8卷第3期。这一时期，倾向于世界主义，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的新民学会会员们，正在研究用什么方式“改造中国与世界”，当年27岁的毛泽东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高度，于1920年给留法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提出“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这些帮助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如此要紧，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大约主要因为中国社会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都过于强大，人民所受的压迫难以解除。因此，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所提出的目标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点。当时确立的远期目标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近期目标则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使蒙古、西藏、新疆等“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可见，人民民主的国家统一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确立的目标。毛泽东和早期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自治自决，不仅着眼于当时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更落脚于推动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践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自治自决是指尊重民族平等权益，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而不是独立自决，这从194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处理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中便可窥一斑。

民族自治自决思想的影响及政治实践

上世纪20年代，民族自治自决在中国取得重要影响力，不仅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可这一原则，到1924年孙中山也宣称：国民党民族主义要求国内各民族平等之结合，并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一时期，国共两党领导者均已超越了清末以来形成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建立统一民主中国的一致目标引领下，承认民族平等，承认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治自决权，选择创建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国家整合新路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民族自治自决有其特定的阶级利益寄托，国内诸民族的自治自决被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重要力量，是各民族联合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条件。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专制统治斗争中初步实践民族自治自决原则之时，当然，此时的国民党已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题》规定，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权“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成立自治区域”，红军长征给民族自治自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机遇。1935年11月在今天四川阿坝州境内建立的格勒德沙共和国政府、1936年5月在今天四川甘孜州境内建立的博巴共和国政府，以及1936年在今天宁夏境内建立的豫海回族自治政府，都是红军实践民族自治自决原则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当时，毛泽东在会上重申“允许蒙、回、藏、苗、瑶、畲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此后，在各族有平等权利和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原则下，这些实践活动日益深化，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回、蒙古自治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政策更加具体化，特别是在民族干部的培养、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等方面。

在对待民族问题态度和理念方面，国共两党早已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国民党以专制政治为目标，完全不顾各民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族意识强化的现实，在1943年发展出一套“宗支”理论，试图通过不承认少数民族现实存在的方式消解少数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诉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民族积极抗日、巩固中华民族新格局的进程中，推动各民族自治自决实践，这一实践过程在国内受到国共之争的深刻影响，在国际社会则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态势的影响，甚至受到大国关系的深刻影响。

民族区域自治选择的历史和现实国情

尽管民族自治自决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国内民族问题处置的重要理论，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无论是从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结构、绝大多数民族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构成，还是从民族民主革命目标和国内政治斗争等方向来看，民族自决都缺少相应社会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现实选择。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中，中共提出“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这一内容与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改善国内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相一致，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基本方针也是“实行区域自治”，针对当时国民党利用内蒙古独立问题大造谣言，中共中央特别提出“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

在处置蒙古民族问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东西蒙的团结，并最终促成建立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使民族区域自治在政治实践上获得最新成果。毛泽东、朱德当时复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电称：“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从接受“民族自治自决”思想开始，其着眼点即在于建立各民族平等联合关系，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而不是通过自治自决使各民族走向独立。在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进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日益认识到区域自治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因此，当1949年新政协召开之际，进一步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完成区域自治替代民族自决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选择。当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二野前委“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动统治基本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民族区域自治来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大汉族主义和各种族裔民族主义斗争的结果，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族裔民族主义的畅行，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利益的保障和实现。

总之，民族自治自决在政治实践中向民族区域自治转变的历史轨迹一直沿着有利于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展开，其出发点都是为承认各民族具有平等权益，其落脚点则是在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联合。毛泽东等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大汉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推动了民族自治自决转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民主国家内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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