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本人爱道歉源于日本的“耻辱文化”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公开向在那场浩劫中他们曾伤害过的人们表达了迟来的道歉。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和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这些高调的行为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引发热议。“道歉”——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年末的新闻热词。然而，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中，“道歉”二字引发的联想大多与日本相关——这取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公众形象：一方面拒绝对历史道歉，另一方面又喜欢没完没了的道歉。

日本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道歉文化？为何日本人如此的喜欢道歉？

首先，这与日本的语言文化紧密相连。

从日常用语看，日文可能是世界主要语言中，道歉表达最多者。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表现方式话，它在表示道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上罕有匹敌者。

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源自全社会对道歉的重视。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写各种规格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的工具书。或许可以说，一个合格的日本人，首先必须是懂得道歉的人。

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me”，但在中日两种文化中生活过的人普遍会认为日本人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频度极高。

有人曾统计过中日电视连续剧中道歉语的出现频率，发现在样本中，日本电视剧中每小时出现12次道歉语，而中文则出现4次。

当然，道歉语在日语中出现频率较高，也与“对不起”一词所表达的范围有关。汉语中“对不起”主要用于道歉，而“すみません”可用于表示感谢、道歉、请求，或与陌生人打招呼，它和礼貌套语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现象汉语中并不存在。

道歉在日本被看作是一种礼貌行为，经常道歉是一种广为人赞许的有修养的表现。相对而言，汉语中道歉的使用与礼貌、个人教养没有必然联系，而且，经常道歉被认为是一种工作能力差的表现。同时，中国人重“面子”，道歉意味着做错了事情，就没有面子。总而言之，在日本，道歉已与礼貌文化融为一体，常常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来使用。

除了频率，在不同人际关系下，中日使用道歉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学者张群研究认为：总体而言，日本人道歉时更为直接，而中国人较为含蓄，也更多元化。

比如，日本人无论亲疏，表达歉意的频率都很高。而中国人只会在面对陌生人和不太亲近的人时，会选择直接道歉。中国人不太习惯对好朋友与母亲直接说“对不起”，更倾向于用“提出补偿”、“说明、解释”或“表达亲近”等方式代替。对中国人来说，关系亲密的人直接道歉，会显得过于严肃生分，更倾向于用亲近表达、开玩笑来调节气氛。而日本人在道歉时，不管对方亲疏，都尽量直接，而不解释太多——解释得过多会被认为是为自己开脱责任。

另外，中日在地位层级有别时道歉习惯也有明显差别。在上下级关系中，日本人相对较平等，无论对上对下，都会经常说出“对不起”。而中国人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一般只把“对不起”留给上级，对部下直接表达歉意非常少见。

与中国人的道歉习惯不同，日本人除了事后道歉外，还有事前道歉，重复道歉与代位道歉的习惯。

事前道歉用于预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对方造成不快或不便之时；重复道歉则是一件过去已经很久的事，再次遇到当事人时，仍向对方不断道歉。代位道歉则是上司替下属担责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的行为，它是日本文化中，企业组织内部形成家庭化氛围的文化产物，相当于子女犯错，家长道歉担责。新闻中经常出现日本企业基层出错高层公开谢罪的情形，即源出于此。

发达的道歉文化，必然会产生一个与之互为因果的现象——社会伦理对某些行为的容忍度较低。

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媒体曝光败露后，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国民“理解”。虽然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但在日本的政治伦理中，也是一种很难容忍的行为。

最近的例子发生在2013年9月，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他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MINOMONTA1967年出道，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这种易被中国人认为“过度道歉”的现象，若按美国社会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说法来解释，是别于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即道歉动力来自“他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就是说，日本人不但要对别人的行为警觉地察言观色，还要强烈地意识到别人对自己言行的判断。他们说：“为了社会，一个人必须自重”，“如果没有社会，就无需自重”。这些是对自重的外在制约力的极端陈述，他们没有考虑到内在强制力对于行为的作用。正如许多国家的俗谚一样，往往夸大事实。因为日本人有时也会像清教徒一样，对自己的罪过产生强烈的反应。但这些极端的陈述，却正确地指出了日本人究竟强调的是什么——日本人强调“羞耻感”比“罪恶感”更重要。

人类学在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中，区分这些文化是以羞耻还是以罪恶为基础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依照定义，一个社会如果以道德的绝对标准来教育成员，并依赖这个来启发良心的话，就被定义为“罪恶感文化”。但是这种社会的成员，像美国人，他会因为言行笨拙而感到羞耻，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罪恶。他也许会因为在某个场合中穿着不当，或言辞不妥，而感到格外懊恼。在以耻辱为主要约束力的文明中，人们会对那些可能会引起其罪恶感的行为感到懊悔。这种懊恼可能会非常的强烈，但却不是像罪恶感那样，借忏悔和赎罪来解脱。犯了罪的人，可以因坦白而减轻内心的负担。这种坦白的手段，被我们长期运用在世俗的精神疗法中，许多宗教团体中都加以利用，除此之外，两者很少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这可以得到解脱。但是在以耻辱为主要制约力的社会中，其社会成员公开他的过错，即使向神父忏悔，也不能获得缓解。因为只要恶行不“公布于世”，他就无需为之苦恼，而所谓的忏悔在他看来只是自找麻烦。因此，“耻辱感文化”中并不提供“忏悔”，即使是对上帝。他们的仪式只是为了祈福，而不是为了赎罪。

真正的“耻辱感文化”依赖外在制约力来鼓励善行，真正的“罪恶感文化”则依赖内在的罪恶自觉。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如果在公众场合被奚落、拒绝，或者感觉自己被人嘲笑，都会感到羞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是一种强烈的制约力，但这要求有旁观者的存在，至少是存在于想象中。罪恶感则无需旁观者。在有的国家里，名誉意味每个人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自我生活，所以，即使没有人知道他的过错，他依然会有罪恶感。而这种罪恶的感觉会通过忏悔而得到缓解。

移居美国的早期清教徒，企图把整个道德体系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所有精神病学者都知道现代美国人内心在被什么样的罪恶感所折磨。但是，耻辱感日益成为美国人的重负，而罪恶感并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强烈。在美国这被解释为道德的松弛，显然有些道理，但更多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耻辱感承负过多道德的重任，我们并不把伴随耻辱而来的强烈的个人懊恼作为我们道德体系的原动力。

日本人却会这样做。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确的善行标准做事，不能权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就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耻辱为美德之根。对耻辱感敏锐的人，会遵循善行的一切规则。“知耻之人”有时被译为“有德之人”，有时被译为“重名誉之人”。耻辱在日本伦理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就像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与上帝同在”和避免罪恶一样。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即人死后并不受到处罚。除了了解佛经经典的僧侣之外，一般日本人对以今生的德行来决定轮回的观念并不熟悉。除了一些受过训练的基督徒外，他们也并不认可死后通过进天堂或地狱来进行奖惩的观念。

总之，耻辱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就像任何具有深刻耻辱感的部族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公众对其行为的评价。他要想象他人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根据这种反应来为自己的行动定位。

摘自《菊花与刀》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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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