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是必要纠偏

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最高法、公安部等部门正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而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这意味着，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将有可操作性规定。

南京饿死女童案、贵州父母虐童案……近年来，祸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扎堆”出现，将矛头指向监护人失责。按理说，对已无监护能力的父母，就该剥夺其法定监护权。遗憾的是，就全国而言，迄今都少有这先例。在现实中，许多“生而不养”的父母仍具备监护资格的怪象，也聚讼多时。

平心而论，未成年人监护，并非处在我国法规空白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就明确了，在监护人未能履责或侵害孩子权益，经教育不改的，监护资格可被撤销。而更早的涉及监护制度的法律，可追溯到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

只不过，因监护立法的滞后，如谁来行使诉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原则和依据是什么等，都界定模糊，致使20多年来，该法规都被称作“僵尸法条”，始终宝剑在匣。在此法规虚置的语境下，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也力度孱弱。

此次民政部、最高法等牵头，欲制定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政策，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衔接，用法制对失职监护人“亮剑”，来改变仅限于“训诫、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的柔性处置模式，纠偏意图不言自明。它既顺应了伤童案频发背景下的“亡羊补牢”诉求，也是对现有法规漏洞的清醒认知。

而对应的政策完善、法规补全，也必然侧重于“补漏”：比如说，某些失责父母监护权的转移，需满足什么条件？哪些主体可以提起撤销监护权的诉讼？在紧急危险状态下如何救助、安置受暴儿童？在监护主体变更后，谁又来承担监护责任？……这些都亟需明确。而它，也牵涉到通盘的制度设计：如明晰监护人“失职”的具体构成要件，明确公权力介入监护的举措；修改刑法中“虐待罪自诉”的规定等。

也只有探究出一个可操作模式，才能体现对儿童权益的“绝对保护”。实质上，建立监护权撤销制度，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如在美国，《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中，就明确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案的情形，都有义务向儿童福利机构举报；发现虐待儿童案件后，行政机构会第一时间介入，作出快速反应和启动后续调查、提起对监护人诉讼。这类经验，大可借鉴。

制度背后是观念，可以想见，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势必会对某些传统观念－－如　“家事”心态，将孩子视作父母“私有物”“附属品”的纲常规约等，形成冲击。而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本质上，是对儿童作为民事权利法律主体的认同，也是对亲权与儿童权益的边界廓清：它并非要剥夺亲权，而是要构筑对虐童“低容忍”的法治氛围。

对儿童权益的制度保护，须落脚于人文化监护。这就吁求，建立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机制，要通盘的制度设计，也要无缝的细节践履，在法治补缺、救济打通中，为儿童权益筑起坚实的屏障。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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