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锋：留守儿童要的不仅仅是父母回家过年

这是1月20日发生在安徽省望江县的一起悲剧。9岁留守儿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当天上吊自杀。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母亲今年又不回家过年的消息。这一天，离2014年春节仅仅还有11天。（1月25日《北京晨报》）

一个九岁男童，用自缢的方式来回答了母亲无法回家过年的亲情难题。这样让我们心痛的惨剧，之前也有过类似：2008年的时候，安徽一个12岁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2010年的时候，陕西有5个小学生喝农药自杀，4个是留守儿童。2011年，西安有一名10岁的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这样的极端案例虽然是极少数概率，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有最少6100万的留守儿童基数，这几乎占了全国儿童的五分之一。

不仅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老人一样是个问题。江西政协委员熊彤的“留守妇女性压抑”论，现如今已经尘嚣甚上，而尴尬的是解读的声音却各有不同。而留守老人，这其中就有很大部分是第一代外出打工者，他们对于离家和坚守，都有着不同的感同身受，虽然是过来人，但他们对于亲情的渴望，同样不能被最小化。

在农村空心化的群落中，留守儿童是最让我们心疼的。在大人世界的字典中，外出打工或许是为了让孩子有着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未来。然而因为和上一代亲情的直接切割，且时间跨度也远超过孩子们的心理承受底线，他们的未来虽然还不曾知晓，但是现在，就已经构成了不小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政协委员，亦或是众多媒体，早已经把“留守”二字观察的烂熟，而去年人大代表刘丽也同样就进城打工者的“临时夫妻”发言。现在看来，旧有的户籍制度必然要为新兴的城镇化来进行配套更新，甚至是改革性的动作。如果这样，留守群体的焦虑将会得到根本上的缓解。另外，财富的分配形式的优化，也是留守群体在城市中获得尊严的最起码保证，非如此，才能从“基本的谋生手段”转换成“有体面的社会分工”。

逝者已逝。留守儿童之殇，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法逃避的问题。在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是依仗着人口红利而前进，这其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贡献居功至伟。而时至如今，还有多少打工者因为不舍春节的加班工资，或者是纠结于回家的路费，而选择不与孩子过年。然而，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欲望的留守儿童来说，这堪比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于凝集着团圆美好的短短十几天，却需要让孩子们用近乎一年的时间去等候，这对他们实在不公平。大人们出于责任，理应给他们更多，也别说连过年都不回家。孩子渴望父母的期许，是最让人动容的，如果可以，还是请收起行包回家吧！

文/谢伟锋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