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望：正义，不要再为二战中国劳工缺席

二战劳工幸存者张世杰（中），88岁，1944年被强掳到日本长崎挖煤。图源：中国日报

二战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终于在北京市一中院正式立案，这一标志性的事件表明，那些早已步入暮年的二战中国劳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希望再次闪现。

在此之前，二战中国劳工及遗属皆是远赴日本打跨国官司。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已至耄耋的中国劳工有的甚至等不到法律程序走完就已撒手人寰。还有的案件虽然在一审、二审有过胜诉的先例，但到了最高法院情况就发生了逆转。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一次相关判决中以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相关日本被告企业的法律责任。正义在最后一刻并没有出现。终审败诉后，日本的法律程序已经结束，中国劳工通过法律维权的大门也彻底关闭。

在法律之外，中国劳工也走过其他救济的途径。有的日本被告企业曾在法院的建议下决定通过一揽子解决方案试图挽回或提升自身形象。在2009年，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就曾经提出和解方案，声称将向183名二战中国劳工支付金额共计1.28亿日元的赔偿款，不过中国劳工认为其在和解条款中写上“中国人的请求权已丧失，在此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救济”的字句有侮辱成分，进而集体拒绝了该和解方案。

当然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一直在阻挠中国劳工的维权索赔行动。就在不久前，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还公开表示，“日中之间的索赔权问题因《日中联合声明》已不再存在。”这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依据如出一辙。日本政府的说辞虽然荒谬，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颠倒是非、企图为侵略史翻案的日本政府面前，二战中国劳工通过司法程序甚至救济等各种方法获得赔偿并让日企道歉谢罪，最终伸张正义已基本没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维权的重心就很自然地要转回国内来。不过外界对中国法院是否拥有此类案件管辖权的疑问一直存在。但无论是近年来的研究还是日本法院的判例均显示，从最初的策划、运输到奴役劳动，日企全程参与了在华强掳和奴役中国劳工的整个过程。强掳和奴役中国劳工的整个侵权行为跨越中日两国，中国和日本均为侵权行为地。因此中国法院是拥有案件管辖权的。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也随即出现。假定原告胜诉，案件的判决是否能得到有效执行尚存疑问。这些被诉日企并非所有都在华开展业务并拥有资产。一旦涉及到需要跨国执行判决，这在法律实践中存在巨大障碍。由于中国和日本并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因此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上讲，原告能获得的赔偿是极其有限的。

一系列的难题正等待着中国法官们。但是不管有多难，类似的案件必须全力推进下去。幸存的二战中国劳工人数已经越来越少，昨天的世界给了他们太多的痛苦，我们不希望看到今天的世界再次给他们留下遗憾。

几十年来，二战中国劳工不过是期待法律能给一个说法。北京法院立案仅仅是一个开始，正义在迟到多年之后不应再次缺席。

（高望，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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