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晋京：“新国九条”不是立竿见影的救市政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发布之后，并未在市场上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以至于不少舆论怀疑其效果。然而细读“新国九条”文本不难发现，其原本就不是一部短期救市政策，而是意在实现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并且是有目标期限的——2020年。

“新国九条”的主要任务是到2020基本建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比欧美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交易技术变革，资本市场发展所要面临的必然过程。

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金融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行交易方式多样化、投融资工具复杂化、风险管理体系丰富化、场内场外和公募私募多元化等趋势蓬勃发展，曾经的银行主导格局变成了市场主导格局。面对这种历史趋势，金融治理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

“新国九条”的九大条三十三小条其实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总体任务，可以概括为在建成“现代市场体系”这个大框架下规划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多渠道、广覆盖、严监管、高效率的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拓展期货市场，着力优化市场体系结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实现发行交易方式多样、投融资工具丰富、风险管理功能完备、场内场外和公募私募协调发展。

二是市场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私募市场、期货市场四大条，内含十三个小条。其中股市部分虽然受关注度极高，但实际上新提法不多，可能是因为我国股市架构已有了相对长期的历史发展。债市部分提出“统筹推进符合条件的资产证券化发展”、“促进债券跨市场顺畅流转”，这显然将打造一个规模结构都远远超过现在的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是个全新政策导向，中国可望出现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注：巴菲特创立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期货市场部分提出“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允许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使用期货衍生品工具，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以及“平稳有序发展金融衍生产品”。

三是政策方向，包括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环境。其中证券期货行业竞争力指向“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现代投资银行”，防范金融风险指向“加强涵盖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信托理财等领域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风险监管”，资本市场发展环境指向“出台支持资本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外汇、海关监管政策”，都与对外开放有关，实质目标是打造一支足以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资本国家队”。

纵观全文，“新国九条”不是短期救市政策，但其对中国金融长期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致力于缔造全球中心市场的大环境下，加强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制度设计，有利于在全球金融体系的竞争格局中实现中国利益。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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