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抚平“牯岭街少年”的暴戾青春

奶西村少年，迷茫的青春。

    近日，一段三名“光背男”群殴少年的视频激起了舆论义愤。在警方迅速破案之后，三名“问题少年”又引起了广泛关注：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暴戾？而在国土的另一头，在新疆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中，发现了暴恐分子年轻化的趋势。这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青少年怎么了？

　　未成年人暴力震惊微博

　　发生在北京的这桩震动舆论的暴力事件，是从微博爆出来的。

　　5月24日晚上，@假装在西安 发布了一条带视频和图片的微博：“[看看吧 这还是人么？ ]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心情看完的，三人打一个孩子，一个还在拍摄，手段之残忍超乎我的想象，不管打人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打人的这几个孩子必须付出代价！”视频中三名光背男子殴打一名更小的少年，并猛踹甚至撒尿，令人不忍心看完。在@潘石屹、@任志强等一批大V的转发下，这条微博很快传遍网络。

　　25日晚上，@新京报发出快讯，向公众确认事发地为北京朝阳区奶西村：“被打男孩今年14岁，读六年级。三名打人者和他同为奶西村人，无业。上周三，三人在学校找到他，叫到村边一处空地实施殴打，持续10余分钟。三人因打架被抓，怀疑其告密。”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对刑侦总队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抓捕。26日，三名嫌疑人陆续被拘捕。值得注意的是，3名嫌疑人最大的是1997年出生的杨某，另两名嫌疑人程某和郭某均为1999年生。考虑到年龄和具体情节，已有不少专业人士猜测，可能法律难以予以三人刑事处罚。

　　《新京报》26日早晨的社论是《应设立“暴行罪”，向暴力打人说不》，文中提出，我国刑法中故意伤害罪量刑门槛太高，需有相应更轻的罪名予以补充：“现实中，有着很多类似令人发指的暴力伤害，因为结果无法鉴定为轻伤，而无法‘齐之以刑’，加之治安处罚的无力，客观上使人认为‘暴力是一种被容忍的恶’。”

　　但《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沈彬已经提前参考了施暴者可能也是未成年人的信息。他将“光背男”与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国法律对类似校园暴力缺乏法制准备和应对机制。“我们的舆论空间中对中国台湾的校园欺凌事件、韩国的校园暴力片、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等等，都有相当丰富的信息储备，独独对发生在身边的校园内外的霸凌事件，却出现了失语，既没有权威调查指出霸凌的危害程度，也缺乏完善的应对机制。”

　　是什么塑造了“牯岭街少年”

　　不只有沈彬将这群少年与“牯岭街”联系在一起，京华时报26日的评论《光背男围殴少年 何以拯救残忍青春》提出了一个问题：身为未成年人的他们如此迷信暴力，如此残暴，何尝不是受害者？从被告密到打人，他们的沉沦轨迹显示，他们是问题少年。

　　根据记者的挖掘报道，这是一群在京务工者的孩子，在案发地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务工者以及他们的孩子，父母白天外出工作，无暇顾及他们。对于他们来说，离开学校，无所事事、每天上网和等待满16岁出去工作，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而在百无聊赖中，各种危及社会安定的事件中，也或多或少地有了他们的身影。

　　《新京报》在27日的评论中称他们为“移民二代”。文章引用北京高院发布的《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报告》（简称白皮书）指出，“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已成为北京未成年犯罪的特征之一。

　　《华西都市报》的评论《关注少年遭围殴事件中的“农二代”》，对这批问题少年的成因作了更清晰的描述。“进城农民的下一代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物质上与同龄孩子的差距，意味着融入城市的相对艰难，……因为异地就学的种种门槛，他们在适龄的时候却难以接受教育；父母在为了基本的生计而忙碌，社会性的监管却没有同步跟上；当他们沉迷在暴力网络游戏的虚拟环境中，现实世界却没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健康的文化导向。”

　　暴恐年轻化，新疆有另一批“问题少年”

　　眼下，这些“光背男”可能不是唯一的“牯岭街少年”。

　　5月23日，在5·22严重暴恐案后第二天，新疆启动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25日凌晨，公安部门抓获首批200余名犯罪嫌疑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抓捕的涉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基本以80后、90后为主体。

　　24日，《环球时报》记者深入“5·22”严重暴恐案中4名被当场炸死的暴恐分子老家新疆皮山县，在县城和固玛镇采访。“贫穷、封闭，是记者对皮山县的基本印象。”当地工农商业都不甚发达，加上“当地90%以上都是维吾尔族”，汉语的应用极为有限。“而由于言语的隔阂，当地的年轻人很少在由内地投资兴建的援疆企业中工作。”

　　贫穷和文化程度不高，结果就是容易滋生犯罪。一些年轻人流散到乌鲁木齐等大城市，因为缺乏基本的工作技能，工作很难找，便成为流民，集聚在这些大城市周边，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据另一份报告显示，“新疆在‘7.5’事件前后累积下来没有稳定就业的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超过10万人（主要是维吾尔族）”。而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恰好是80后、90后，这批青年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但毕业后却因找不到工作对社会、对政府有很大的怨气，一有风吹草动，极有可能会滋生事端。

　　何以解忧，唯有教育关怀

　　5月28日，仍然是《新京报》社论，题为《遏制青少年暴力，要重视“价值观”培育》。文章把话题转向青少年教育问题：“在一个青少年暴力事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少年还是社会，法治观念的淡漠，以及相应治理机制的缺失。”其主张是“践行核心价值观不需要生硬的说教，而是需要从家长到教师，需要方方面面切实负起责任，更积极、主动地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就在同一版面下方，同时刊登了新京报评论员的另一篇文章《用就业和教育应对“暴恐年轻化”》。在总结了“贫穷、失业和教育水平低下，是一切犯罪的温床”后，评论指出“打击暴恐犯罪，需要‘刚柔’并济，……‘柔’的一方面，则需要从民生根基入手，要下大力气抓就业和教育，用更多的公共投入和更细致、有力的社会政策，给年轻人依靠和希望，不让暴恐势力有可乘之机。”这篇评论是配合中央治疆的新政策一起发表的。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全面提高新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量，加快农牧区和偏远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在南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新疆地区“问题少年”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重视，其对策已有了初步规划。而在北京郊区的这起暴力事件，所反映的“移民二代”的问题，可能并非第一次提出，也更为复杂。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其中每一个个体对国家都同样重要。青少年的问题，也一定是国家发展的问题。我们同样期待有相关政策出台，让他们的青春不再迷茫。（文/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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