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何以成为世界公论【2】

　　改革不彻底导致没有创新？

　　就在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的时候，拜登却依旧在重复“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之类的陈词滥调。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处于自欺欺人的鸵鸟精神，还是一种靠拒不承认竞争对手的优点好让对手自行认输的计谋？笔者不得而知。

　　拜登做出这样的判断，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某类中国人的影响。

　　2014年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主持人胡祖六让众嘉宾预测中国的创新能力何时能超过美国，或者至少是并驾齐驱，张维迎教授说道：“我活着的时候没戏。”张教授随后还补充道，即使他活上150年也是如此。陈志武也表示：“跟张维迎差不多的判断吧。但是有一点，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

　　在中国缺乏创新论者看来，除了缺乏思想自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改革不彻底”，大量国有企业阻碍创新。前面提到的《自然》周刊网站的文章就认为“‘大量墨守成规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商业研发支出，它们可能会压制创新，阻碍更具创造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国企阻碍创新，这本来是经济学界与媒体的主流观点，现在就连《自然》周刊这样的科技界也受到影响了。

　　不过，该观点却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在观察者网的专稿《国企才是技术创新的典范》用事实证明，“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其实是——过去如此、如今依然——科技进步的领跑者，是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的领跑者，那种‘国企依赖垄断、毫无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主流观点，是经不起检验的。”2008年中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总额1210.6亿元，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26.5%，2009年研发经费达到1468亿元，相当于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1.8%。中国的国企以及国立科研院所、大学对中国的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被舆论忽视了。

　　拜登发表中国没有创新精神的言论后，在中国得到了强烈的呼应。5月31日，“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先生评论道：“还用他（拜登）说，我不早说了吗，1000多年来，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以后也不会。”

　　拜登在中国的这些同道，其诡异之处在于，他们一面指责中国缺乏技术创新，一面却又阻挠中国的科技进步，鼓吹服务业先进、金融立国、数学退出高考、反PX、血汗工厂有理等反智言论。这些舆论已经在强烈地左右着中国的走向。

　　舆论与现实的脱节，是当前中国的一大特点。指斥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不只是拜登等人，更是中国媒体与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缺乏创新、粗放低效、有速度无质量、有规模无效益、不可持续等，这是最近数年来中国舆论给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扣上的大帽子（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做大做强了，但是分配不公。贬低做大做强的事实，成为某些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借口。对此笔者另文讨论）。一帮卖保险的、办培训班的、刮地皮的、鼓捣资本运作的，以及一帮认为“朝米饭说‘呸’能加速米饭变馊符合量子力学”、“将四杯25度的水加在一起就可以沸腾”的媒体人，天天指责一帮造核岛的、造J-20的、造海洋石油981的、造8万吨锻压机的、造全球最大承重数控机床的、开采高含硫气田的、制定4G标准的、开发直流电网的、将量子通信实用化的，缺乏活力、不懂创新、没有技术含量。这一幕尽管很荒谬，但却在中国时刻上演着。

　　当然，技术创新在中国内部也存在很大阻力。

　　2013年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增速下滑到7.7%，为二十年来最低；第二是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不光媒体，包括政府部门对此的解读都是“稳中向好，稳中提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可是，大家都端盘子去了，还需要技术创新吗？这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降级？

　　2014年6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并发表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4200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是中国开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

　　如果服务业占比高是产业升级的表现，那么要这多达4200多万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干吗呢？

　　中国，将在这些矛盾的夹击中前行。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