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为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水土不服？

民主无疑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善业，但是如何实践民主？冷战时期，为了对抗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即当时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美国人必须证明自己就是民主的典范，于是熊彼特建构了“选举式民主”——民主就是公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如何立法和决策则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畴。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社会科学彻底二元对立化，有无“选举式民主”就成为判定有无民主的唯一标准。从南欧到苏联东欧、从南美到东亚-南亚的“第三波民主化”，其实就是纷纷搞了作为西式民主核心制度的“选举式民主”，其中泰国也于1992年搭上了这趟顺风车。

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是有冲突的

包括泰国在内的四十多个转型国家，为什么善终者少之又少？大多数国家要么陷于国家治理失效如菲律宾、墨西哥，要么国家分裂如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要么出现周期性政治动荡如非洲很多国家和泰国。这是为什么？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作为现代政治形式的民主首先离不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法治至上和妥协精神。当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产生选举僵局以后，美国最高法院一锤定音，戈尔及其支持者心有不甘但接受裁定。这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经典再现，全世界对此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老生常谈的话题是，选举式民主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否则就是政治动荡。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背景条件”是作为事物源头的“水”，即历史文化背景；“基础条件”是作为事物生命力的“土”，即现实条件。

达尔担心的结局一再出现。一套运行不错的政治制度，不但应该是内生性的，既有其历史文化基础，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现行条件，否则就会因正因而生变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是选举式民主只在早发达的而且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搞得还不错、但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就变味的原因。都在实行同一个概念下的同一种形式的民主即选举民主，有的国家的选民是为了好的公共政策而投票，但这样的国家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选举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比如菲律宾是为了世袭封建制大家族利益而奔走，意大利南部的人为自己的“恩主庇护”而战，印度人则为族群政党比拼，非洲国家为部族而流血，伊斯兰主义国家为“圣战”而选举……结果，为特定利益的选举政治发达了，牺牲的永远是民生和社会福利。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的冲突。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

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相抵牾，又没有“基础条件”做支撑

泰国政治乱象只不过是众多国家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一个案例而已。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泰国共发生大小军事政变19次；1992年民主化以来，军事政变依然是家常便饭，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权。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达尔所说的“背景条件”相抵牾，又没有达尔所说的“基础条件”做支撑，结果民主政治在泰国必然是一种难以自我运行的制度。

泰国政治的“背景条件”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王室—军事集团组成的保皇派政治联盟，二者彼此需要，互为条件，形成了一个长达80年的生命共同体。泰国的现代政治起始于1932年军事政变所实行的虚位君主立宪制。此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王在政治上都靠边站。但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民政治权利意识的提升，军人政权越来越扛不住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于是军人在1960年代把国王推向前台，并在刑法中规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国王从此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国民主化过程中，普密蓬国王又成功地调和了示威民众和军方之间的冲突，国王作为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突显。但是国王的地位离不开军队的守护，而保证军人利益自然也就成为国王的优先议程。

也就是说，泰国这样的“背景条件”为以平等化为核心特征的选举式民主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王室—军人联盟凌驾在民选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参议院选举，改为由国王和军队直接任命参议员；而参议院又任命总检察长及其属下的宪法法院。这样，民选政府头上又有了第二道紧箍咒，结果一个又一个民选政府被所谓的宪法法院判定违宪，2008年判决沙玛总理上电视表演厨艺违宪，2014年判决英拉总理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违宪。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