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大姐郑佩佩：侠女人生难分戏里外【3】

离婚后，她还和丈夫一起住了些日子，不让孩子知道。甚至妈妈及妹妹都是过了好久才知道郑佩佩离婚的消息。

问：“你说过‘戏外不是戏里面’，当时自己没有区分得太开吗？”

郑佩佩说：“对，我想起还是。演戏一定会有个ending，人生其实是不那么容易有ending的，这让我学到很大的一课。虽然我们常常说人生是戏嘛，但是事实上那部戏是比较长的，要你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然后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价。”

九百多年前，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折磨，九死一生后得以出狱，感慨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如今的郑佩佩总结婚姻教训，颇有那么一点“平生侠名为吾累”的意味。

在绝望中，郑佩佩想起了拍戏，想起了香港。

侠女闯香江

“你现在是美国人，还是香港人？”

“香港人。”

在一生的地域身份中，郑佩佩历经了这样一个变化：上海人，194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人，“佩佩”的上海话发音与baby接近；香港人，1961年随母亲投奔香港的舅舅，在此地生活、工作、成名；美国人，1971年，她和原文通移民美国。

现在，郑佩佩是香港人。她喜欢这个令她成名的地方，这里让她感到亲切，此外还为老人提供了许多养老的方便。复出至今，她没在香港买房，现在和女儿租住在一间公寓里，“我对我的老来有了安排，香港政府有一种老人公寓，我现在在申请中，等他们批下来。”

然而少年时来香港，郑佩佩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探长，1949年后在内地入狱，被关在了数千里外的内蒙古。在郑佩佩小时候的记忆中，自己是反革命家属，因此改跟母亲姓郑。但即使如此，她也没能逃脱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的固有命运。

“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我们那时候的教育，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我父亲不在，我妈妈很早就带我弟弟妹妹到香港，剩下我一个人在上海。那会儿治安非常好，人也非常懂礼貌。但是我在他们中间，总觉得很被排挤，因为我身份不好，所以我从小很好胜。我觉得虽然我是反革命家属，但我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我从小就愿意穿破衣服，愿意比人家劳动多一点。我从小就很不服气，为什么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的家属，我就一定是不好的？！”

16岁时，她并不心甘情愿地来了香港，“我妈妈一定要接我过来，骗我说外婆病了——外婆很疼我，也在香港。我来的时候，觉得香港很腐烂，(这里的人)经常打麻将，不务正业。”

带着这种倔强，她进入了邵氏。当时公司会请一些武行师傅来培训新人，以拍摄武打片。郑佩佩也在其中。当她看见一些女孩因为被打到鼻子出血而哭起来时，心里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丢女孩子的脸。

由于出众的舞蹈功底，她被胡金铨导演看中，让她出演《大醉侠》的主角金燕子。这部电影被誉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上映即大获成功，她很快成为香港街知巷闻的女一号。

那时候，很少有人赞她漂亮，集中在她身上的赞美，是“能打”。她说，自己并非真的能打，而是比其他女孩子会打，能吃苦，所以就以这个出名了，“我走在弥敦道，那些‘飞仔’(流氓)都不敢碰我，他们不晓得我(会武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更令她得意的是自己那时候参演的电影，票房都很好，“我的戏都过百万。不得了，不得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漂不漂亮，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不对？他觉得你很漂亮，你可能不是很漂亮，对不对？”

她渐渐定型，成为当时香港媒体眼中的武侠女皇。认识原文通前，她和两个人先后恋爱。第一个是陈鸿烈，在《大醉侠》里演反派玉面虎；第二个是岳华，演醉侠范大悲。和陈鸿烈的恋爱很短暂，结束得还颇有戏剧性，“他虽然整天说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我们没有真的怎么样好过，那时候他追我，还同时在追潘迎紫，结果他哥哥告诉我了。我蠢得要死。(笑)那时候我很红了，他就担心我会对潘迎紫不好。为什么我要对她不好？”

至于恋爱5年的岳华，她不愿谈及，“我想还是要少提他，回头他回到家里还要挨揍。他太太还是蛮在意，所以我尽量不说他。”

在《大醉侠》里，潘迎紫饰演郑佩佩手下的一个无名女兵，后来潘与陈鸿烈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8年。《大醉侠》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跑龙套的有程小东，当年13岁，在片中饰演一个被刺瞎眼睛的小和尚。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如雷贯耳的人物。只有绝对主角郑佩佩不仅淡出电影圈，还远离了华人社会，一走就是20年。这段时间，香港影视沧海桑田，当年看她电影长大的后辈，已成为这个领域的中流砥柱。而资讯传播发达，让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可以拥有更多光环，更多人涌进来竞争。

郑佩佩还能演戏吗？

(责编：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