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新:“潘家峪惨案”国内起诉意在铭记历史教训

资料图：“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座落在唐山市丰润区潘家峪村内。

7月13日，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在京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签署委托授权书，正式委托后者全权代理潘家峪惨案受害者全体遗属，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若获立案，这将是中国“二战”大屠杀受害者首次通过国内法院集体控诉日本政府。

中国“二战”受害者的民间索赔行为，无论从受害者主体，索赔法理依据还是索赔时效等方面看，均有其正当性，在国际社会也有诸多先例可循，与主权国家间战争索赔权的放弃无关。几十年来，国内民间对日战争索赔一直未曾间断，但这些具体索赔案件之所以“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都在日本国境内的地方法院起诉，所以往往以“国家放弃索赔权”、“超过诉讼时效”等诸多不合理理由被驳回。以往国内法院未能就民间对日索赔立案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并无关于“二战”战争赔偿的相关立法。当然，我国政府一直以来出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的长远战略考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这次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正式在国内法院起诉，适逢一个重要而敏感的时间节点：一是日本国内近年来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政治势力不断膨胀，其代表性政客甚至登堂入室、窃居高位，让中国、韩国乃至全球曾经饱受日本“二战”战争罪行侵害的民众忧心忡忡；二是今年3月18日，“二战”被掳的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诉日企案；三是不久前涉及战争罪责败诉的日本相关企业船只被中国法院方面强制执行。以上这些都为民间对日索赔案的国内立案赢得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

当然，此次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案尽管索赔理由十分充足，未来仍将面临立案方面的最大难题：一是国内并无索赔方面的国家立法；二是以另一主权国家政府而非企业法人或者自然人为起诉对象的战争索赔案，势必牵涉到诸多错综复杂的非司法因素，立案之路势必艰难。

尽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之路仍将坎坷不平，但这一举措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面对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仅美化侵略历史，甚至试图抹杀二战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和平国际秩序的恶浪，中国的二战罪行受害者们不屈不挠的控诉，正是向全世界人民揭示历史真相，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的洪钟大吕，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都应该充分清醒、冷静地认识到：有效防止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避免二战等反人类惨剧重现，我们不仅应该听那些曾经的战争国家政客们说些什么，还应该听听战争受害者们说些什么，更应该看那些政客们做了些什么。如果一方面口口声声宣称走和平道路，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的美化侵略历史、推卸战争罪责，罔顾战争受害国人们的历史悲情和现实感情，甚至妄图抹灭战争胜利果实、颠覆战后和平秩序，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衅邻国核心利益，那就应该高度警惕，大胆揭穿其险恶用心。从这一角度看，我国民间索赔力量争取国内立案的举措，充分显示了不惧邪恶、崇尚正义的无畏勇气。

另一方面，此举也强有力地告诫、警醒国内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唯有铭记历史教训，时刻警惕外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五千年来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闻名于世，是一个崇尚宽容、忠恕等信条的民族。所以包括潘家峪“二战”大屠杀受害者的民间索赔行为也好，中国官方的“二战”历史教育也好，绝非让民众铭记历史仇恨而是铭记历史教训，不是渲染民间敌意而是着眼于民族和解、长远友好。如果作为侵略国的日本能够深刻反省战争罪行，诚意承担赔偿责任，勇于直面侵略史实，教育后代吸取教训，相信不仅能赢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且可以预见对日索赔的案子只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崇尚天道正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民族，任何试图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指鹿为马的言行，都会被视为不义而成千夫所指；任何试图将恶意篡改历史、践踏别国主权等核心利益苦果强加于自己的恶行，都会激发起全民族的同仇敌忾。面对日本国内部分政客出于自身眼前利益而绑架整个民族的不义之举，中国民间战争索赔力量坚持不懈地予以揭发控诉，无论其力量和声音有多么弱小，无论其结果和成效是否如愿，都值得中国乃至全世界热爱正义的人民高度重视和赞誉。

（张智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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