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3】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14]，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5]

　　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16]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1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20]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21]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三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的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在把中国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既然没有了封建社会，没有了天朝，那么中国人就没有退路，就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甲午战败后，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22]当时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反复尝试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海战在开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开启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2014年4月习主席到欧洲去就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既不能走老路回到封建社会，也不能走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邪路。袁世凯当时就想回到王朝老路，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袁世凯就是在其复辟旧制度的活动受到激烈抵制的气氛下郁闷而死的。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也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23]，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那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不尽内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年又是甲午年，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日本还想要步其“大东亚”后尘，要走法西斯的老路，又将中国逼到17世纪初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24]的历史关口：中国或被肢解——当然这在今已难以想象——或全力出击，二者必具其一。而要能够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由此反观日本，它如果还想重温1895年甲午旧梦，其前提是先搞乱中国。只要中国内部不乱，中国即使“落后”一点并不要紧，因为还有翻盘的时机。我们以前常说：落后是要挨打的，但国家分裂则更是灭顶之灾。

　　正因此，我们今天总结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的教训，不能只在那些细节——比如咱船造得不如人家好、战斗队形不如人家合理、教育水平不如人家高等——上纠结。如果这些细节能决定中日间的成败，那就不能解释：仍到1942年还处于文盲状态的中国农民[25]为什么能打败同样“文明”的日本人呢？能领导精英前进的是将军，而能领导人民——这在中国更多的是农民——前进的则多是元帅和领袖。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你看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领导将军的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