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大陆电视里的中国恶与西方善——话语的暗流【2】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是潜意识被作用因而本能地做着这头坏那头好的筛选？还是这头只取监控录像上的悲剧画面而那头避开了这类画面？又是何种力量在源头上引导人们做着黑白分野的选择？这样的画面和其所携带的“第二层”话语——色彩分明的两个世界，经年累月地作用受众的潜意识，后果怎堪设想？

这些由我们的编辑记者轻松从外媒上拿来当“有趣”转播的国外“闲事”，也是偶发、突发，但其实是经过筛选进行了某种“制造”的。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因为那些事是不可能控制的，其“制造性”何来？“制造性”就来自剥开偶发、突发事件的“第一层”话语，“第二层”话语才是西媒永远有规律地在接力的——生活有如玩乐一样轻松快乐的人们（时常掩藏在没有多少悲剧性的偶然之下）和整个社会透过一些奇闻异事无时无刻不在显露的基本正气（善良、勇敢、诚实、乐观等）。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报喜报忧，而在于“第二层”话语如何主导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是“第二层”话语而绝非“第一层”事件决定西媒的工作目的，这种操控是悄无声息的，与电影艺术领域的“细节接力”类同，“第二层”话语包裹在千变万化的“第一层”事件之下，其对人潜意识的作用就来自方向不变的接力。

对“第二层”话语的接力，不懂得话语战的中国人是看不透的，他追新逐异，想不到“偶然”在话语接力中已失去偶然性，“第二层”话语是没有偶然性的，接力“第二层”话语是心理操纵、潜意识控制的必要步骤，是潜移默化的具体操作方法。其“制造性”不是来自偶发事件本身，而是“第二层”链接。被筛选出来的偶发事件是为“第二层”话语服务的，看不懂“第二层”接力，则没法明白“偶然”变成“新闻”多数情况下不是“偶然”决定的，而来自统治意识和技巧。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醒在，西媒上传播的信息没有多少偶然性，即便是突发事件，在报道方式上都会变“偶然”为既定的方向。而无意识传声的中国媒体由于看不见“第二层”话语，吃张家饭办李家事就成了通病。

某天在外地的一家旅馆里，我凑巧拨到东北某省级电视台，正在播的就是这样的节目，估计这是地方台最有自主性的时事节目，整个过程正是我上面描述的，涉及中国的桩桩悲剧加恶，不管“第一层”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第二层”都是两个字——悲与恶——的链接。我不质疑这台节目的真实性，这可能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实，我惊异的是前后两部分的搭配，只见年轻主持人愤愤针贬一番之后，话锋一转开始报国外，表情立刻轻松了，像是紧张之后的放松，或是劳作之后的娱乐，那几则“新闻”像是凑巧，不是玩乐中的惊险就是凸显善意人格的奇遇，也就是不管“第一层”事件如何惊、奇、险，“第二层”话语是连贯的：那是个喜剧加善的世界。

我无法令时钟倒转，钻进编辑和主持的大脑，探明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这样制作这台节目，他们看起来是那样无辜，似乎这一切都是现实，他们能做的就是把现实切割下来呈现给观众。如此黑白分明的现实，让人多少觉出点怪味，何况不止一家电视台如此呈现。我渐渐发现这个播报套路很普遍，已形成一种惯性的工作模式，好似有人事先设定了思维轨道。

针对中国早有专门设计了定向轨道的“第二层”话语，卑劣、丑恶是其不变的底蕴，这层话语暗中渗透传媒、文化、艺术领域，由西媒、“国际”电影节、“国际”艺术市场、各类“国际”基金和“国际”奖为其定向，在中国早已营造出彼此模仿的文化氛围，人们只要追风逐利，不知不觉地就在链接这“第二层”话语。

“第二层”话语是非常可怕的，它就像传染病的细菌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孔不入，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占领一国上层建筑的头脑，再由被侵蚀头脑的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实施精神阉割。现在回头看，中国陷入话语陷阱已有百年历史，整个上层建筑参与了这“第二层”话语的接力，更为可悲的是，参与者无人意识到自己的接力者命运，且功名大小与卖力程度正好成正比，至今也未扭转这一下坠的方向。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我们不能涉及阴暗面吗？当然不是，如果读此文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是读偏了。阴暗面必不可少，它是经营话语可信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只允许一片光明是很愚蠢的。话语根本不在乎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的存在价值在于是否让人信服。我们从模仿到学会西方的“第一层”话语，却不见“第一层”话语的放任，来自“第二层”话语的把控，这其中充满技巧。

同样涉及阴暗面，在西方和在中国“第二层”话语大相径庭。在西方，技巧是切不可将“偶然”变作“常态”，将“个体”变作“整体”，不管怎么报忧，界都是不能越的，“界”就是恶是个体、偶然、带有非现实性的而非整体、常态、带有现实性的。传媒在报道恶性案件时，都微妙但精准地掌控“第二层”话语，“精准”是为了避免滑入对泛人性和全社会的控诉。一如好莱坞电影，可以黑暗无比，但绝不写实，与西方出钱、发奖鼓励我们的电影人专营黑暗写实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统治集团专门在意欲肢解的国度经营自家避免的话语——对泛人性和全社会的控诉，挑选、奖励往这个方向走的文人艺客，给一个奖就定向了一代甚至数代人的创作和思想。文艺创作思路在每个时代都是彼此牵引的，形成一种“时风”后，就惯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文人在这种时候与追逐时尚的百姓在心理上并无太大差别。

我们有电影人可以把国内几桩偶发的恶性案件和事故集中到一部写实电影里（贾樟柯的《天注定》），居然把国内唯一的一次动车事故用现场实景拍摄的画面呈现在电影中（法国、加拿大去年都发生过死伤众多的恶性铁路交通事故，没有一个电影人会把这种偶然交通事故诠释为本国现实）。

还有人把国内监控录像拍到的坏人坏事集中剪辑成一部纪录片（黄伟凯《现实是过去的未来》），这部所谓电影在西方各个电影节轮流入选，何须电影好坏？！在任何国家若把警方监控录像拍到的坏人坏事集中到一部电影里，都会营造出一个地狱。

卒子的使命就是把个体、偶然故意拧成整体、常态，如此心领神会地接力“第二层”话语又怎么能领不到赏呢？西方电影节会让这样的“电影人”一家入选，家家入选，整个体系就是为接力“第二层”话语服务的。

何谓“软实力”？“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设计和控制“第二层”话语的能力。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的概念设计和命名，都是“第二层”话语的诸多暗器之一。在话语的战国时代，没有这个能力的国家是要战败的，甚至败都不知自己是如何败的。我们在精神战场的一路下坠，是“第二层”话语握于他手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