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中美相互依赖又相互拖累【2】

中国发展：三条腿都要稳

2007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我们经济发展的背后，中美经济关系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北京。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关键数据，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是任何现代大型经济体没有经历过的。

温家宝总理的评论引发了一场辩论，那就是到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过了3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接下来什么样的模式才是适合中国的？这场辩论延续了四年，最后推动了“十二五”计划，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

“十二五”计划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把终极生产者转型成一个更加平衡、更加靠内需来推动的经济体。大家可以看到，转型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提高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12年这个比例低于43%，大概是美国的一半。所以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强调三大基石：要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突出发展服务业；通过城镇化推动居民工资的增长；打消大家的顾虑，要打造社保体系，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就是经过四年争论之后得出的新结论。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了三年，城镇化和服务业方面进展不错，但是社保做得不太好。就像我坐了一个三角凳，如果一条腿被抽掉，就可能要摔倒，这就是风险。

首先来看前面两个，一个是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其实是比较小的，“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从45%上升到47%，好消息是，计划正在见效，第三产业不断在上升，现在成为中国经济体当中非常大的产业，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过去，制造业和建筑业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比服务业快3%，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应该说是世界的制造中心，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以服务业为导向，但这个故事只不过才刚讲了一个开头而已。

从服务业能够看到中国增长的潜力，也能够解释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就业人数，经过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出就业人数，比第二产业高出3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而且我非常高兴的说，昨天当我和北京发改委的高级官员沟通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理解这一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作为决策者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吸纳劳动力，也就是说看就业岗位的增长水平，那么每年经济增长7%也没有关系。与制造业和建筑业为导向的经济不一样，这种形式的经济需要10%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岗位增长。现在服务业发展起来了，7%的增长率就可以吸收很多的劳动力，这意味着经济增长7%，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顺便说一下当经济放缓至7%，可以解决很多失衡问题，环境的恶化、资源消耗、不平等现象等，还能改变粗放式的增长，可见，服务业的增长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途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了，但是却能更持续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第二就是城镇化，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去年是54%，2020年城市人口再增加1亿能占到总人口的65%。城镇化对于我们所说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城市工作人员的消耗率是农村人口的3倍。但我们不能说仅仅是农村人到城市里面去，而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不行的，否则就会有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会有贫困现象出现。

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服务业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他认识到，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城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经济体都是如此，他们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服务业其实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非常需要服务业，服务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城镇化还能够推动高投资。

有很多人非常担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实在是太高了，难以持续，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当我看中国投资的时候，我对于新的产能投资倒不是非常的担心，我担心的是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它能够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尽管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但是人均资本的存量，我这里指针对城市的劳工，其实在世界排名是非常靠后的，中国还需要持续不断加大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支持生产率不断提升。因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还需要有很多年。

成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前面说到了，“十二五”计划当中的一个缺陷，应该说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对于医疗的投资，还有对于退休的投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的老龄化，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大家看到抚养比率在不断攀升。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社保基金，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来支持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大家来看全国社保基金，以及当地政府社会保障基金和私人养老基金，人均只有区区569美元，只有这么点钱去支持他们一辈子退休生活。当然人民币在中国可能比在国外经花一点，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说了“十二五”计划的战略是对的，问题是在于实施，两条腿已经有了，但是第三条腿还是欠缺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要讲的第四个时间点，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前面讲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1997年，这第三个是2007年，请大家记住这四个时间点。

中国改革：从世界终极生产商变成平衡经济体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多项建议，怎么样去解决三条腿当中缺失的一条腿？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存款利率自由化等等，都是推动消费者收入和解决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办法，到2020年的时候，国企上缴利润的30%用来支持社会保障的基金，能够减少因为人们的担心而引起的预防性储蓄。

“十二五”计划，加上三中全会，这两个组合让我对于中国的中长期有非常建设性的看法，我觉得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要进行转型，从世界终极的生产商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结论。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计划的实施，过去十五年我在在中国呆了很多时间，我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演讲，听到领导做的各种各样的承诺，承诺他们将会做什么，那么“将”会做什么，“将”这个词，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要把将会做什么用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来取代，那这就会把重心关注到实施和落实上面。要去解决中国政策落实的问题，几乎是治理能力方面的一场革命。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是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形式的改革，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西方没有一个人在评估中国挑战的时候，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这个新领导小组是由习近平主席来领导的，他不仅仅关注经济、金融，而且也关注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政党结构、社会结构，在中国要落实政策就要靠这个组织。我觉得，一些政府部委手中的权利会逐步被削弱，当然我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们就觉得老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责编：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