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腔】香港政改：话说开了好办事

周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香港特首梁振英提交的政改报告后，又全票通过一个厘定政改框架的决定。随后召开记者会说明了审议和决定内容，紧接着，全国港澳研究会的5位知名学者又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对决定内容做了新鲜热辣的解读。

一连串动作，显示政府部门的公关意识较以往有了长足进步。过去，中央一些部委尤其是宣传部门，习惯于讳莫如深，遇事说半句，发表一些格式化的官样文章，让外界去捕风捉影，恣意想象。

而从近期相关涉港官员的谈话，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再到专家主动出面解读，许多话第一次被讲到了不能再明白的程度。当这些话说出来，大家才发现，香港问题原来是这样的。

香港政改惹起了激烈争议。人大常委会的报告，给最主要的几个争议画上了句号。第一个争议，就是香港反对派主张“公民提名”，而不是基本法所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人大常委会决定直接规定，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须经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在决定出台之前，反对派可能还抱有幻想，一些不太了解真相的人也在观望：“占领中环”的威胁究竟能不能让中央让步？现在，尘埃落定，此事不必再提。就算反对派还要纠缠，也只能是自说自话，因为不会有人再有兴趣搭理。法律规定好的事，怎么可能因为某些人反对就改变？面对威胁，中央官员此前的表态也非常明确：如果用违法行为来威胁就可以得逞，那香港将永无宁日。

决定非常干脆地规定，候选人名额为两到三名，均需获得提名委员会过半支持。这一规定的用意在于，提委会推举的候选人，本身就能获得香港过半民意的认可，以及中央的认可。如此一来，靠走极端路线出位的反对派人士，基本上已经没有出线的可能——他们有资格参选，但很难获得提委会半数支持。

放在过去，以上潜台词可能会被秘而不宣。但前些天涉港官员们早已把话讲白：香港的政改争议，不是规则之争，而是政治之争。反对派之所以要降低门槛的公民提名，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人有机会出线。所以，中央明确指出，香港特首必须爱港爱国，必须能与中央沟通合作，同时取得香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香港有不少人对爱港爱国的说法不满，认为这个表述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在里面，不符合“国际标准”。甚至内地也有学者宣称，基本法里面找不到特首要爱港爱国的说法。

本来，这个标准可以不说出口，因为它本是天经地义。有哪个国家，会任用敌对势力的人来管理城市？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在周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反问，美国会用伊斯兰国的代理人来做加州州长？还是会用塔利班的代理人来做德州州长？其实，反对派人士陈方安生们去英国“抱大腿”求支持的时候，就曾经遭到英国议员质问：别国要求政务官爱国都没问题，为什么到了香港就有问题？

但是，中央决定把爱港爱国说出来，并且写进了决定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媒体见面会上说，那是因为，在香港过去的政治活动中，出现了明显与中央对抗、与基本法唱反调的政治人物，积极想要出头的情况，中央从去年和今年初才开始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

“任何涉及政治人物的选举，都不能脱离政治考察。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饶戈平这句大实话，任谁都无法反驳。中央推行“一国两制”，要在自己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选出特首，难道要选出一个跟自己做对的人？这样的人，对香港又有什么好处？

爱国爱港是个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很难量化到法律里去。但是，基本法里提到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因此爱国爱港的提法，有其法律依据和法律含义。那么，爱国爱港这个标准如何操作？饶戈平说，首先是提名委员会把关，然后是香港选民的考量，最后中央还有任命权。也就是说，假设选出敌对势力的人，中央可以不予任命。

既然如此？中央是不是默默去做就好，宝剑在手，何必多言？并非如此。反过来想，既然如此，何不把话说开？开诚布公，莫为言之不预，这才是办事的态度。话说开了，反对派就少了幻想，香港市民也能了解真相，西方想插手的势力才会气沮，政改才不易发生偏差，才更有望达成落实2017年香港普选的目标。（文/黑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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