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亲情无处安放

李红琴（赵薇饰）的悲怆在于，成为一个母亲，并不由她天然的生理结构所能决定。她掏心掏肺的寻亲之旅，变得虚妄、空洞、起码是无所适从。

与《亲爱的》进行类比的，还不是《盲山》、《司马敦》等事关打拐的影片。而是应与他的前作《中国合伙人》进行参照。

黄晓明等靠外来语言成为这个时代的新贵，而黄渤所执念的，并靠此唤醒记忆的，则是来自家乡的方言。通过这部影片，分别彰显出中国最为悬殊的两个阶级之坚硬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亲爱的》要更为深入，更为惶惶然。值得寻味的是，与《中国合伙人》那个英语培训学校一样，《亲爱的》也呈现出集体意志的暖心和堵心，那里也有一个民间组织，即失孤父母组成的互慰团。他们的口号无非只有两个，一个将找孩子进行到底；另一个是为了坚定此信心，不再生育。但这屡屡激动人心，且鼓舞斗志的宣言，最终也只停留在口头之上。发起人韩德忠，在绝望中，违背了他的信誓旦旦，他要极为痛苦极为艰难地再度成为一个“父亲”。料想，他在湖光山色中所创建的互慰团也会因“领导者”的食言而将名存实亡。领导者如此，其他成员则会群殴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一个人贩子家属。国人的所谓抱团概念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仿佛仍换汤不换药。

寻亲，应比日进斗金的所谓梦想，要更为迫切和紧要。而为此所带来的巨大的挫败感，并不因田文军（黄渤饰）和鲁晓娟（郝蕾饰）寻得亲子而信心倍增，反而更添伤悲和无望。即使是这对离婚的夫妇，他们的情感如何延续和缝合，也只能用来日方长来告慰。反正鲁晓娟又要面临下一个感情的破裂，她快离婚了。那个曾遭拐卖的、可怜的孩子，大概会理解——爹妈太多，实在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亲爱的》有着分段电影的框架，讲了两个具有关联的寻子故事。但影片最为幽深的表面，还是放在了赵薇出演的农妇李红琴身上。首先要大赞赵薇在《亲爱的》中的表现，不复光彩，却更见光芒。她那并不顾盼生辉的大眼睛，荡漾着富中国乡村特色的忧郁、坚韧乃至由顽强的生命力所带来的浑茫。显然得益于她的家乡话，使她较为轻便地进入角色。但真正的功劳还得归于剧作。她扮演的李红琴，是其从影以来，看似简单，又很难一言蔽之的角色。更是全片中最见血肉和筋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把无辜写在脸上的，实际应明晓整个犯罪过程的——人贩子的家属，看着简单，实际却有着需要观者自行填充的欲语还休，且夹藏着本片作者陈可辛颇难体察的，那份专属港人的大陆情结。

李红琴的一根筋，无非是要完成她成为“母亲”的渴望，而且有着此类女人所特有的不择手段，她挪用了自己的身体，去与他人苟合，这才发现自己具备当母亲的资本。影片就此戛然而止。李红琴的悲怆在于，成为一个母亲，并不由她天然的生理结构所能决定。她掏心掏肺的寻亲之旅，变得虚妄、空洞、起码是无所适从。影片最后的镜头缓缓地拉开，李红琴被猝不及防的伤痛所笼罩，也就有了“一条道跑到黑”的深深回味。

不光是李红琴，那些孩子和那些孩子的父母，以及未来的父母和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们最基础的人伦变得模糊，无处安放的亲情在忙、盲兼备的现代化步伐中，一步步走向扭曲和变形。官僚机构的强硬作风，利欲熏心、软硬兼施的民间暴力，集团化的自我催眠，形成了当下中国，既人人自危，又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既传统又现代的“自然”景观。

(责编：王书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