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使学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

　　吴文藻和费孝通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陆学艺典范式地实践了这一条学术路线。陆学艺的学问散发着中国的泥土芳香，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学问。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公认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坚持了“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据此所作的路径选择。所谓“中国土壤”，不仅指与“三农”研究有关的狭义“土壤”，而且指广义的“中国实际”，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实际”，而是扎根于中国实际。

　　西方社会学对中国学术来说是所谓“舶来品”。在中国怎样发展这个学科，解决中西问题就具有首要意义。吴文藻、费孝通等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在当时是反潮流的，但他们矢志不移。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主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断语重心长地强调要坚持“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根本方向。陆学艺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社会学界以来，始终坚持这条学术路线，身体力行，并不断充实和发展。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条“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我们应当格外珍惜和继承。

　　第一，“中国土壤”对于形成中国社会学有独特价值。他在文集“自序”中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是西方历史过程的重复。中国如此丰富宝贵的经验事实，并不是只配充当检验西方概念、西方命题的案例和素材。从“中国土壤”中，必定能够生长出不亚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崛起对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式回答的中国学术，甚至能够形成在某些方面回答已有西方理论回答不了的中国理论。

　　第二，做学问就要遵循“实践第一”原则。他对调查研究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善于抓住每一次了解实际经验的机会。即使到了晚年，仍乐此不疲。例如，2012年他已79岁，本来是到银川参加社会学年会，但偶然听说某地农民搬迁搞得好，当即要求去看看。他一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创办的那些调查基地：北京市大兴区（芦城）和延庆县、山东省陵县、江苏省太仓市、福建省晋江市等等，每一个基地都如同他的掌上明珠，格外珍爱，精心呵护。

　　第三，从来不把自己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拿来炫耀，从来不把西方的概念、理论用作可以贴到中国经验上的“标签”。这种极其审慎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国经验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西方理论的尊重。能够用中国习惯语言表达的，他从不搬弄西方生僻的概念；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达的，他从不卖弄艰涩的语言。他经常强调，要珍重中国语言，说中国人懂得的话。

　　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不空谈，不做作，不照搬洋教条，不摆花架子，合情（国情）、合理（学理）、合用（现实需要）。

　　第四，善于抓住中国问题的特质，紧扣中国发展的关键。他一生紧紧抓住“三农”问题不放，盯住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个要害，从而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写文章、出主意都能敲到点子上，鞭辟入里，不荒腔走板。

　　费老倡导的、陆学艺做出典范的这条学术路线，其目标追求的是“中国社会学”，是“中国化”的社会学，是直面中国问题，运用适合中国的概念，得出对中国有用的结论，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促进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富民学”“强国学”。这才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是可能给世界社会学增添新内容、带来新气象的学问。

　　“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费老终其一生矢志不渝，坚持下来了；陆学艺终其一生坚持下来并充实发展。我们是延续、发扬，还是改变、抛弃？到底怎么看“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和特点？如何做一个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社会学学者？我们拿什么样的成果回报人民、展示世人……这些问题，就是学术路线的目标指向问题，是我们在纪念陆学艺时应该深思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责编：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