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丰：中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地位被取代不是坏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长期保持的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地位已为德国所取代。

　　这并非什么坏事，因为贸易顺差虽然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既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驱动因素，但问题是，中国在此过程中迅速陷入到极不正常的“斯蒂格利茨怪圈”中。这种经济/金融现象大体可描述为：发达国家的广义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形式向低级生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导致后者大量出口从而产生巨额顺差，其后这些以较高成本积累起的过剩资本，又再次以购买美国国债或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回流至发达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资金循环得不偿失。我们以全球体系中规模最大的中美双边投资为例，过去十余年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营性净收益率为15%，加上资产升值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实际收益率高达18%，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际收益率仅为2.3%，美国国债与机构债的实际收益率也仅为3.22%。

　　这还只是直观可见的部分损失，除此之外，中国在这个怪圈中的利益损失起码还包括：

　　其一，中国所承接的很大一部分跨国产业转移集中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领域。在发展初期，由于国内外要素市场相对隔绝，中国实际上是以人为抑制要素价格的方式来取得并不稳固的比较优势。现在，因为经济规模急剧攀升，中国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透支已经濒临承载极限。

　　其二，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方式所形成的贸易顺差本身效益就已不高，譬如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美贸易，但中国对美出口中真正由中国创造的附加值悲观估算仅占37%，乐观估算也仅占50%不到。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在为维持出口付出高昂的财政补贴，目前年出口退税额已经高达1万亿元以上，综合退税率达到12.9%，并且还在上调中。

　　其三，中国的全部出口中来自外资企业的比重非常之高（自2004年起，这一比重已经超过50%），外资的涌入固然在较短时期内帮助中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不过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机会与空间。

　　其四，由巨额贸易顺差结汇而形成的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使得中国在以廉价出口商品帮助全球稳定物价、遏制通胀的同时，自身却承受着巨大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重任，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实则已成为诸多问题相对集中的根源所在。

　　以上所述其实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自2007年起，开始将“顺差过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剧”列为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的表现之一。现在，中国理当在坚持稳增长、调结构初见成效基础上，把握住这一波全球体系再平衡的历史性转折，尽快走出得不偿失的“斯蒂格利茨怪圈”。

(责编：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