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二号】从四中全会公报解读党与法的关系

八月下旬，犹记雾霾袭京，“海里”却依旧热闹。中央在这里举行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讨论的内容是日前刚刚讨论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是惯例，似并无特别。

信息总是要放在一起才能看得出来价值。与党内讨论相比，座谈会，也就是党外讨论的通稿，基本框架与10月23日的公报，基本相似。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也就是党与法的关系。之所以有这一不同，并非因为党与法的关系没有必要在党外说，而是党与法的关系，在四中全会取得了共识，将会被写入《决定》正式稿。

可以说，四中全会公报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司法部分；但整个四中全会的核心，则是党与法的关系。从公报的顺序也不难看出，在肯定了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以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部分是阐述总目标，在总目标之后就是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

党与法的关系，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党纪党规与法是什么关系，另一个是党的执政与法是什么关系。

公报中有一个新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在总目标中，公报指出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将这一要求纳入总目标，无异于指出：党纪党规也是“法”的一部分。公报从法理角度，将“法”的范围扩大，将党纪党规也纳入“法”的范畴，是“法治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四中全会通过扩大“法治”内涵，将党纪党规也纳入“法治体系”之内。党纪党规作为党内法，虽然不是国法，但与国法一道，共同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两个部分。

因此，中共执政，不仅要遵循党法，更要遵循国法，如此，才是“依法执政”。党纪党规也就具有了“法律”刚性的意义，党员干部必须执行。中纪委在10月9日公布的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被“双开”列出的罪状之一，就是“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被开除党籍也有“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字样。这两次通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成罪状，正是从党内法意义而言的。四中全会对党规上升为党内法作了法理意义上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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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岐山曾指出党纪严于国法，但同样坦承，党纪与国法的确存在冲突和矛盾，这也是党内立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对此并非没有认识，早在2013年5月27日，即公布了两部“党内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党内立法进行了规定。

公报中的第二个新提法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依法执政”，毫无疑问，是要求党在党法和国法范围内活动，没有“特殊党员”，这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党必须在“法治体系”之下执政。此且不深论，更重要的是“依宪执政”。这一提法被多数法律工作者视为执政新思路。

细心的读者不妨翻阅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订），内容并不多，其中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宪执政”这一提法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按照《宪法》所确认的中共的领导地位执政。这也就是说，执政是《宪法》所赋予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权利。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说法就是具体的《宪法》条文，而广义的说法则是指规定根本政治准则的“根本法”，其中，既包括根本国法，也包括根本党法。国法无疑就是《宪法》，而根本党法则就是《党章》。“依宪执政”这一提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执政既要遵守《宪法》，也要遵守《党章》。相信，《党章》的落实，将会在未来成为重要的执政内容。

从这两个新提法而言，四中全会要向世人宣告的，恰恰是：依法执政的建设是党建的重要内容，法治是执政的基本方式。（文/林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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