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台二号】四中全会定调“权在法下”

天气入秋，夜凉如水，无数时政记者在办公室焦急等待，上班族则在拥挤的地铁上不停刷新手机屏幕。所有的屏气凝神、急不可耐都可以理解，因为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四中全会公报，不仅要对敏感的反腐和人事问题做个了结，更要在依法治国上阐释习近平的新主张。

等待是值得的。在本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推出了重磅改革。如果改革成功，未来的人们不用担心行政过度干预司法，也不用忧虑权力会肆意伤害公民个体。纵览四中全会公报，贯穿始终的就是解决“权与法的关系”，这又可以分为“党和法”、“行政和司法”、“干部和法”的关系等三个层面。

先看党和法的关系。在中国政治的语境中，摆正党和法的关系，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法治”就是“法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法”具有超越于任何人或组织的权威。但是从古至今，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法不过是刑罚之法，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指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从工具意义上认识“法”，把法当成是统御万民的手段，在现实中就难以摆正执政党与法之间的关系。是“权在法上”，还是“权在法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四中全会的公报明确回应了这一问题：“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可动摇的基本方向。在这一前提下，党的领导和执政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这就是说党同样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这一点，为建设法治中国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

再看行政和司法的关系，这是整个法治改革的核心问题。政法委的不当干预，无端制造了多少个赵作海那样的冤假错案？行政权力缺少司法制约，又在拆迁现场有恃无恐地制造了多少流血事件？四中全会部署了两项具有重量级意义的改革，一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用法治程序来规范权力运行，用追究倒查来威慑权力滥用；二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严防领导干部自恃位高权重、肆意左右司法，确保独立公正的审判。这两项改革举措，严格限制行政干预司法于前，又用司法规范行政于后，目的都是要驯服权力这头横冲直撞的猛兽。

最后看干部和法的关系。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最重要的保障，就是整个社会对法治的信奉，所以四中全会也单独把“守法”作为一个章节，以示重视。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以吏为师”政治心理的国度，要让老百姓守法，首先就要让官员守法。如果官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老百姓谁还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因此，要让法治成为国家信仰，首先就要干部信法、守法、畏法。

所有的法治，最终都要归结为两个层面：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以此观之，四中全会定调“权和法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在法下”，权力要受到法治的规范和限制。如今，法治的种子已经掷地有声地落在中国大地，它能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期盼着，同样也努力着。（文/李克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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