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新乡贤”培养不容易

三农问题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国人也有着悠久漫长的家园文化传统。农村的分化和衰败，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也出台了各种政策，投入了各类资源，力图使农村能够“看得见青山，留得住绿水，记得住乡愁”。但是，各种输入性支持，都因为“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而失去了落实的基点。包括青壮劳力在内的农村精英的不断流出，许多农村里只留下“386199”人群，甚至一些中西部农村重新出现了“光棍村”。

振兴农村，关键在人。建设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客观地说，这种提法比起以前倡导的“富人治村”、“能人治村”以及“资本下乡”等更有文化气息，但是这种接续中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举措如何落到实处，还值得商榷。

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是农耕社会和静态不变的农村，出去做官、经商的乡村精英，因为父母、家族、故居、祠堂等的存在，出于落叶归根、光宗耀祖、守望相助等心理，以告老还乡、资助义学、义庄等方式来回馈桑梓。而当代农村处于快速的变化过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个人与故乡之间的联系纽带正在削弱，这也意味着许多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更多地停留在想象、回忆甚至上辈的言谈中，失去了具体实现的载体。

首先，现在农村人口多是举家流出，带着孩子，带上父母。即便是留守儿童，也会尽量带出乡村。对于年轻人来说，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激烈冲击和吸引，使得他们更向往城市里的生活。而那些在外有所成就的人，更愿意将父母接到身边，或者尽孝，或者让父母分担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俗话说，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举家的流动，使得许多人与故乡的血缘纽带逐渐弱化了。

其次，农村的快速合并和城镇化，一步步蚕食着维系故乡情的空间载体。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说，中国自然村落每天在以80-100个的速度消失。许多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理由，在大力推动村庄合并。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熟悉的街道、店铺、生活的空间在消失和改变，可能连故乡的名字都写入了历史档案之中。中国人对故乡的情感往往要寄托于具体的物象上，比如“洪洞的大槐树”，村口的牌楼。而这些具体的物象在许多地方的城市化中都几乎没有保存的可能。现在回乡，不仅儿童相见不相识，更找不到旧时堂间燕。

第三，培养乡贤的机制在蜕化。所谓乡贤，必是农村自己培养出来的精英。传统社会的学堂，当代的农村小学就是这样的培养机制。由于人口外流以及一刀切式的“并校”措施，使得许多农村没有了小学。儿童从一开始读书就离开家乡，然后越读越远，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失去了从小就培养的机会。此外，一些农村基层组织涣散，黑恶势力抬头，好人好事式微。

中国的农村问题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对“新乡贤”的鼓励和倡导，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但对于许多已经缺乏成长条件的乡村而言，培养新乡贤或让乡贤回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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