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年轻人满意，中国治理的重大挑战

如今世界上的很多政治变故中，年轻人都扮演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2011年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青年学生是主力军。香港的“占中”，学联打了头阵。台湾“太阳花学运”被广泛认为发挥了动员作用，年轻选民是通过“九合一”选举改变台湾政治生态的有生力量。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包括在中国大陆，不同时代的标志性事件里，都有青年学生的活跃参与。很显然，青年学生的思想状态对任何社会来说都事关重大，它们往往是一个社会思想面貌发生变动的风向标。

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思想问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突出的，但它的实际分量一如其他社会。这里青年问题的内涵既有“普世”的，也有中国大陆特殊的。

年轻人恐怕是中国大陆满意度最低的群体(这点全世界差不多)。年轻人面临成家立业，压力重重。他们普遍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对“钱”的需求更迫切。他们渴望“成功”，对社会公平最看重也最敏感国家是不断向好变化、发展的，这一切身感受是绝大多数中老年中国人认识国家的基石。如今40岁以上的中国人基本都吃过苦，他们经历了改革，知道今天的日子来之不易，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支持度普遍比较高。

年轻人思想活跃而易变。国家变化的纵向比较他们大多不熟悉，社会问题、尤其是不公平的横向比较如今比任何时代都更方便。国家过去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成就，对解决年轻人初入社会的现实问题没有意义。他们期待自己当下所遇问题的“当下解决”，至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笃信“这是国家和政府责任”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中国这几年针对退休老年人以及儿童的福利增加较快，与此同时，年轻人从国家民生建设中的受益恰恰是最少的。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得拼，其中总有一些人拼的是“爹”。走遍世界皆如此，但中国这个问题显得更新，也更强烈。中国年轻人中的仇官仇富情绪，与世界其他社会相比显然在平均线以上。

中国官方流行着一种信念，年轻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狭义的“教育”施以重大影响的，然而这种影响很可能被高估了。每个官员都想想自己的说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亲生子女的思想观念，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正从“奋斗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这时候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往往是最复杂的。东亚的儒家文化总体上有些沉闷、僵化，缺少摇滚、狂欢节那样的宣泄机会，某种时髦过了头，周围社会也会说三道四。这样的环境里，年轻人的情绪往往积攒起来，等待着被点燃。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年轻人的情绪可以被不同的力量从不同方向点燃，从而给社会发展打上截然不同的烙印。而如何正面引导年轻人，中国真实有效的经验并不多。现有的经验里有一些是以讹传讹，有的甚至负作用大于正作用。

十八大以来，正气在中国社会更加牢固、突出，这是认真研究、探索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大好时机。最重要的恐怕是要以平等态度对待年轻人，要把真心帮助、真情关怀作为引导他们思想的首要途径。我们需要清楚，年轻人的思想活动是个独立的系统，我们不可能操纵它们，而只能向其中添加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素材。

关怀年轻人的同时，社会在核心原则和问题上也须是严厉的。真实的社会才会有持久的亲和力，它能让年轻人在享受空间的同时，也看清一些重要边界的位置。这一切当然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有意义的事情，很少有是轻而易举的。

(责编：栾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