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团打飞的行乞”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近日，4个外地人以打工无果、没钱买票回家为由，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寻求资助时，被热心市民举报。民警将4人带回派出所调查，让人诧异的是，这几个声称没钱回家的外地打工者，竟然是从南昌搭乘飞机前去重庆行乞赚过年钱的，其中一人用的手机还是iPhone 6 Plus。（12月8日《现代快报》）

不论是每月往家汇款万元左右的“乞丐露富”，还是男子街头询问乞丐是否需要帮助时被骂“别挡我财路”，抑或“组团打飞的行乞”，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导致机会主义的大行其道，一些职业乞丐通过弄虚作假手段来利用他人的恻隐之心，将行乞当成一种“生财之道”。

在传统社会，乞丐作伪为什么少见？在内部的道德耻感的约束和外部的舆论压力下，乞丐面临着社会评价上的精神矮化，不是为生活所迫的弱者，是不会装扮成乞丐的。在社会流动迅速、社会成员异质性强的当下，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夹缝地带的乞丐作伪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财富、权力和声望是社会分层的三个指标。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声望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标尺；而在陌生人社会，财富成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内容，声望反倒“退居二线”了。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让一些人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催生出“组团打飞的行乞”的另类。

通过作伪的手段骗取稀缺的慈善资源，不仅切割原本稀薄的社会信任，还让有限的爱心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更让人担忧的是，行乞职业化所带来的“不劳而获”的社会心态，会形成一种不良示范－－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得到丰厚的回报，那些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同，并可能遭遇舆论上的嘲讽与奚落；比较差异下的心理反差引发的挫败感和失落感，进一步扭曲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不论是学生“花钱买版面”，还是“宁在宝马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抑或“老人摔倒无人扶”，如果我们不能在失范和非失范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对社会底线的突破就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上说，“组团打飞的行乞”不仅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也是社会价值观、社会心态的产物。

打着乞丐的旗号，却过着丰盈的物质生活，“组团打飞的行乞”在本质上是一种角色身份和消费能力的断裂。让作伪者得到应有的规训和惩罚，让普通劳动者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激励，才会消除“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的土壤，假乞丐才会遁形和消失。（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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