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弘：美国司法有点喘不过气

　　弗格森市卷来的风暴余波未平，纽约市白人警察“锁喉”案再度引发美国大规模民众抗议。

　　抗议和示威会消弭于一时，但反思和批判会更久。两起警察执法致死黑人公民案，看似是种族问题，其实远不止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在2012年的426起警察“正当杀人”案中，有超过一半的被杀者为白人。一个制度优越感强烈的国家，每年死于警察“正当杀人”的数量居然有400人之巨，难道不骇人听闻吗？在国土还稍大一点的北美邻国加拿大，2012年却未发生一起警察杀人事件。不得不说，美国的司法体系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首先，大陪审团再次毫无悬念地裁决不起诉“锁喉”警察潘塔莱奥，这使民众开始审视大陪审团制度：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之初创建的这项制度，本意是为了在政府滥用公诉时保护公民，但它在警察滥用武力时，没能保护公民，反而成了保护警察的工具。因此，有舆论提议，成立一家由总检察长办公室运作的独立机构（而不是大陪审团），来负责每一起警察枪击事件的调查。

　　其次，美国警察越来越走向准军事化，也受到更多质疑。近5年内，有价值180亿美元的国防装备移交给执法部门，但警察在获得武器的同时，却很少同时受到技能培训。这些“失控”的武器，几乎是变相地让警察成为杀人机器，但奥巴马却回避了国会两党提出的限制军事化装备流转的提议。

　　目前，奥巴马呼吁展开“全国性对话”，以重建民众对地方警察力量的信任。这种只具象征意义的表态很难逆转民意，有媒体甚至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司法体系正在丧失合法性。“我喘不过气了”， 加纳临死前的呐喊，已成为近日美国各种全国集会上的隐喻性口号。或许，美国司法体系需要一次刮骨疗毒，才能在自救的同时，多少平复一点民众心头的恐惧。

　　（摘编自12月8日《浙江日报》，原题为：《司法病可怕，甚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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