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历史学家：新冷战比冷战更危险

　　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2月1日以《当心新冷战共识》为题发表文章称，本月早些时候在柏林参加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活动时，亨利·基辛格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且不说其他内容，基辛格抨击了有可能爆发的新冷战：“我认为，冷战重现将是一个历史性悲剧。假如冲突可以避免，基于道义与安全考虑，人们就应当设法避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前往柏林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告诫称：“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冷战的边缘……有人说它已经开始了。”

　　新旧冷战明显不同

　　美国现在置身于一场全新冷战其实不应有什么可怀疑。那个决定本应却并未在总统的重大讲话中宣布，而是通过彼得·贝克今年4月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悄然提出。正是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首次透露了它意欲孤立俄罗斯。

　　第一场冷战与今日之冷战当然有一些明显不同，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不具有对东欧的宗主权。不仅如此，这种宗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归属了北约。

　　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件好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不是苏联，佯称一支经过整编的红军将随时奔赴富尔达地带（东德与西德之间适合坦克进攻的地势平缓的地带，冷战时代的战略要地）并不会增添它发生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受到忽略的是就如何对待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展开认真的讨论。这很反常，至少与前一场冷战迥异。

　　因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四十年里，关于如何处理美苏关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大致说来，在第一场冷战的任何时候，右翼有我称之为“强硬鹰派”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比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保罗·尼采；也有主张缓和关系的共和党人“温和鹰派”，比如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左翼大致说来也既有“强硬鸽派”如迪安·艾奇逊和麦乔治·邦迪，也有“温和鸽派”如特德·肯尼迪和沃尔特·蒙代尔。这样分类并不完善，但它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关于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堪称百家争鸣。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有组织的游说团体，比如，美国东西方和谐委员会主张缓和关系，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当前危险委员会则质疑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做法。尼采等人指称，这无异于绥靖政策。美国需要的是靠实力缔结和平——对于这种情绪，罗纳德·里根在1976年与杰拉尔德·福特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和在1980年取代吉米·卡特时予以了支持。往昔争论的激烈程度反映了美国所面临挑战的严重性。

　　温和势力不复存在

　　这种现象如今在华盛顿恐怕不复存在。鹰派得以把持了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因或许跟以前所称的冷战自由主义日渐式微有关。早先，美国知识分子如悉尼·胡克和欧洲知识分子如雷蒙德·阿伦认识到，必须大力捍卫西方制度、抵御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冷战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最初对新保守主义的反复论述亦然，尽管这在今天让人难以置信。有声望的前冷战自由主义者开始接受保守主义不是出于渴望向全球每个角落传播“民主”。

　　对美利坚帝国赞赏有加的新保守主义激辩是后来才出现的。然而，许多冷战自由主义者转变成当今最危言耸听的反俄鹰派人物大概是1989年以后比较令人不安的一个遗留现象。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部分答案在于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取得的胜利。虽然如今没有很多人提起，但当初克林顿-戈尔-利伯曼“中间派”串通起来，在事实上大伤了民主党温和派的元气。比尔·克林顿——他接受了最冷共和党冷战分子的善恶二元论——为如今两党的冷战共识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美国的管理制度仍在不断僵化。我们的治国精英们不去体察本国的民情——国内基础设施衰败、市中心充斥着难以想象的暴力、脸书网站等因素助长和教唆了总体上的道德礼仪沦丧——却着眼于在国外炫耀武力。

　　（2014-12-05 12:04:31）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