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17时40分，深圳市政府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令”，同时公布“限外”方案:自29日18时起，单位和个人购置小汽车、小汽车过户、非本市小汽车转入本市的，应按规定申请取得本市小汽车指标证明文件。此举一出，舆论哗然。
多次宣称决不搞限牌，如今已零落飘散风中，深圳市政府这是表态还是表演？当初笃信政府不搞限购的市民，被当成猴耍，该作如何感想？苦心经营的政府公信力，已被“限购令”洞穿，还残存几何？
汽车限购，深圳并非第一个城市。此前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杭州都曾限购过，但招致最暴风骤雨般的质疑，恐怕没有哪个城市能出其右。究其因，深圳“限购令”过于匆忙，过于粗暴，过于恶劣。17时40分宣布政策，18时政策生效，分明碾碎市民购车的最后念想。多部门组成的“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车交易。吃相过于难看，未免太不含蓄了。
“如果不采取暂时限购措施，将无法阻挡深圳机动车快速增长的势头。到那个时候，深圳交通将积重难返，任何措施都将无法解决深圳的交通难题。”限购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揆诸已经限购的多个城市，效果并不可期：以北京为例，根据高德公司发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三季度北京拥堵排名仍然全国第一，拥堵时间成本全国最高。
老谋深算的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知道限购并非“万灵丹”，但仍迷恋限购。不外乎三点原因。其一，沉醉于限购的权力快感。一声令下，举市关闸，还有比这更能显现权力威风的做法吗？其二，多年来淤积难散的懒政思维。相比于其他治堵策略，对于职能部门来说，限购最方便快捷，最容易做到，也最不需要付出多大成本。其三，暗藏权力寻租空间。一些东西只要一限，往往就会紧缺，一调高门槛就增加牟利良机。汽车限购，车牌就是稀有资源，就增加了权力变现的种种可能。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被调查，据媒体披露，2012年12月，其子和秘书已因涉嫌倒卖车牌被查。
如果限购之后，深圳交通仍然拥堵，谁该承担责任？如何给市民一个交代？堵不如疏，这是常识，已被无数次证明的现实经验，为何一些政府部门熟视无睹？与其打限购的主意，过于迷恋行政手段，不如多一些市场化思维；与其老盯着堵式手段，不如求解疏通之道。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新加坡地铁是1988年开始才开通的，但目前已四通八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新加坡把人口也疏散了。将原来的一个地区，变成了三个地区：市中心、市郊、郊区。他们的设计以轨道交通为圆心，向外发散安排其他交通设施。此等做法，我们虽然不能全盘复制，也可以参考一二，最起码应该体会其中的疏通思维，而不是一味限购。
限购，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日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换言之，像限行、限购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都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看来，该给热衷于“限制”的地方政府设限，给失控的权力设道红线。否则，一定有更可怕的“限制”出现。
海外网评论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www.haiwainet.cn），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编：王书央
赞
踩
路过
